中国富人还没到和盖茨比的时候
2014年04月1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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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中国富裕阶层的道德水平,直接反映着中国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平,既不比一般大众高,也不比一般大众低;对某个特定阶层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可能会撕裂我们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共同情感,因此,任何一个有能力参与公共讨论的人都应当慎重出手。

  □金岭

  前几天,比尔·盖茨说,中国的富人还没有接受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慈善。他呼吁中国的富人多做慈善,并认为中国缺乏系统性慈善行为。盖茨的几句话照例又成为我们的一些媒体对中国富人进行道德讨伐的利器。
  这里讨论的中国富人,是指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合法致富的人,而不是靠非法手段或权力寻租聚敛财富的人,这一点必须首先说清楚,否则,就失去了讨论的前提。中国富豪们的那点小积累,根本就不好意思在人家盖茨面前得瑟,所以无论比财富还是比慈善,当然都会被比下去,根本不用咱自己的媒体再费唇舌。一些媒体的比较结果,当然都是中国富人“为富不仁”,好像中国富人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是“厚黑学”的污水给灌大的,这么个比法儿,是越比越丧气,越比越来气儿。以盖茨为标准对中国富裕阶层进行道德烧烤,公平吗,有这么简单吗?
  事实上,中国富人和盖茨有诸多不可能比的地方,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盖茨生活在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处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其创造和吸纳财富的能力与效率,绝大多数中国富豪根本没法比。因为我们还处在工业化中期,中国的富人们大多还处在创业、扩张的阶段,多数民营企业还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重重关口,甚至连现代企业制度都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让他们和盖茨比慈善捐款,这太不对称了。二是发展环境差异很大。盖茨见过“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吗,如果我们还不能为创业者提供大致相当的发展环境,就不必着急拿中国富人和盖茨比慈善;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国情,对于当下中国富人来说,慈善当然要做起来,但提高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吸纳更多就业,创造更多税收,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和慈善一样重要。再说了,美国的慈善,除了宗教文化等影响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个制度激励问题,正如盖茨所建议的那样,中国政府应考虑对慈善采取政策鼓励,例如减免税收——我相信,在相同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下,盖茨能做到的,中国的富人也能做到,这一点不必自卑,至少媒体没必要先自卑起来。
  把初级阶段的中国和后工业化社会的美国比,反映的恰恰是一种虚妄的态度。在媒体上批判别人的时候首先要自问,在同样的条件下,假如你是富人,是否能做得更好——如果不敢或不愿这样自问,那枪口对外的道德批判就没有多少价值。我相信,中国富裕阶层的道德水平,直接反映着中国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平,既不比一般大众高,也不比一般大众低;对某个特定阶层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可能会撕裂我们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共同情感,因此,任何一个有能力参与公共讨论的人都应当慎重出手。当然,那种靠非法手段和权力寻租变身富豪的人,哪怕他们把财富都捐出来,也一样抹不掉灰暗的底色,也一样要面对道德审判。
  这样说,并不是中国的富裕阶层没有缺点,正如盖茨所说,中国富人购买了很多西方富翁品味的东西:艺术品、湾流私人飞机、DRC葡萄酒和爱玛仕手袋。确实如此,中国富裕阶层的公益心应该尽快成长,因为在任何社会,财富阶层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对社会风尚的引领和带动能力,都远远超过普通劳动阶层,这一点不容回避,也是先富起来的人早晚都得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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