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咸丰年间的朝城县闹漕案
2014年04月2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郑民德
清代,国家漕粮每年400万石,从山东、河南等有漕八省征收。道光、咸丰时,山东运河流域不但运道淤塞,而且太平军、捻军、宗教组织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致使城镇被毁、经济衰退,百姓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府依然不知抚恤百姓,而是任意苛征漕粮,滥收、浮收,无恶不作,结果引起了百姓的武装反抗,其中道光、咸丰年间的朝城县百姓闹漕,即是典型的案例。
灾荒连年,漕赋沉重
清代的朝城县位于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带,地势平坦,临近运河,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其先属东昌府,次属濮州直隶州,后归曹州府管辖,行政管理经历了数次变化。朝城县土地质量一般,农业经济不是很发达,百姓在交纳国家漕粮后,只能满足温饱,所以一旦处于难以生存的境地,就会进行反抗与斗争。
首先,频年的灾荒是导致百姓闹漕的重要原因。道光、咸丰时,山东运河流域水、旱、蝗不断,而封建政府为满足运河水源供给,忽视农业水利建设的做法,又加剧了百姓的苦难。为缓和对立情绪,顺治、乾隆、道光时期曾多次豁免朝城县因受灾荒与战乱影响的漕粮征收,但由于灾害规模大、贫困人群多、政府赈济不利,无异于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与民之间的敌对情绪。
其次,战乱与匪患加剧了山东运河流域民众反抗压迫、拒交漕粮、抵制浮收的斗争。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发生大灾,地方官员妄征漕赋,引起寿张人王伦起义,他攻占寿张、阳谷、堂邑等县,并围攻运河名镇临清,使清政府陷入恐慌之中,清廷调集重兵方将其镇压。其后,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起义方兴未艾,与清军在临清、高唐、兖州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致使生灵涂炭,朝城县甚至连县衙都毁于兵灾,只能赁民房办公。除大的兵燹外,清中后期,山东地方治安也相当混乱,白莲教、清水教、天柱教遍布,教众往往与匪徒相勾结,抢劫掳掠,杀人放火,给普通百姓造成了巨大灾难,致使他们再也无力交纳国家粮赋。
沉重的漕赋是导致百姓闹漕的根本原因。朝城县早在乾隆时漕粮浮收就非常严重,据《朝城县志续志》载,朝城漕额远远高于周边的范县与观城,百姓到漕仓纳粮,要遭受征粮胥吏的种种勒索,往往交纳超过正额数倍的漕粮。苛索与压榨,增加了基层百姓的困境,进而滋长了与官府对立的情绪,因此闹漕就成为减轻负担、争取权利的一种手段。
闹漕案连发五次
朝城闹漕案发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十七年(1847),咸丰元年(1851)、二年(1852)、三年(1852),总计5次,延续达十年之久,其频率之高在全国都极为罕见,这也说明了清中后期山东运河区域基层社会是异常混乱的。
道光二十四年(1844)夏,朝城连日大雨,庄稼被淹,百姓受灾。时任知县董坤下乡勘灾,随从胥吏骚扰乡间,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与愤怒。九月初十,东南乡郭家庄申来玉召集500余人进城控诉,要求县令减免漕赋,赈济百姓,董坤为平息民怒,暂时应允了百姓的要求。出城后,百姓愤怒难忍,又烧毁胥吏赵凤翔的房子,殴伤另一胥吏赵金邦。在这种情况下,县令拘捕带头闹事的张衫等人,结果引起申来玉聚集千人围城,县令不得不释放张衫,百姓斗争取得胜利。此次闹漕结束后,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又有上万百姓攻打县衙,殴伤官员,连知县刘树棠都被打伤,因怕处分,不敢向上级部门报告。道光三十年(1850)任腾蛟上任朝城县令,不知恤民,导致咸丰元年、二年连续发生闹漕事件,其规模虽不如道光时,但仍破坏了清政府在地方社会的统治秩序。
咸丰三年(1852)七月,朝城连续大雨三天,乡间积水很多,民众纷纷向县衙报灾。八月十二日,当县令任腾蛟从乡间勘灾回衙后,乡民韩存柱、孙际美纠集北乡十一村民众数百人闹漕。据《山东军兴纪略》载,闹漕群众突入县城,围攻县衙,乱扔石子砖块,不但胥吏丁役皆被伤,甚至县令任腾蛟也被砖石所中。清廷接到奏报后,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所获韩存柱、孙际美等人或被斩首,或被充军,处罚相当严酷。清廷之所以如此凶残,是因为朝城年年闹漕、岁岁抗官的现状令统治者非常头疼,当安抚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时,就采取杀一儆百的惩罚措施稳定地方社会。另外,太平天国北伐军与捻军此时在山东已有结合的趋势,如果再与地方民众联合对抗清廷,必然难以处理,所以这次闹漕为统治者所不容。
但如不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刑罚只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咸丰四年(1854),朝城人李潮燕又聚众起事,率数百人冒充太平军攻破县城,杀死县令任腾蛟,并焚烧官衙、释放囚犯、攻打周边州县,巨野等县县令、教谕、典史、千总被杀数十人。同治二年(1863),莘县再发漕案,东昌太守秦际隆软弱无能,在带领兵丁前往捕拿时,闻风丧胆,不但藏于草丛深处躲匿,而且兵丁星散,不敢出府城半步。正是由于地方官治民无方、昏庸无能、贪污压榨百姓,所以当时山东地区“群盗蔓延,骸骨相枕藉,牧令震恐窜伏,视民之生死不与己事,其刚心义胆为民立命者百不闻一”,地方社会完全陷入失控状态。
山东朝城闹漕案与江南那种通常的和平诉讼不同,而是依靠秘密宗教与结社组织为纽带,通过暴力反抗的方式去争取公平与利益。在闹漕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或举止失措,或迷信武力镇压,无法采取有效办法平息争端,结果导致闹漕事件愈演愈烈,最后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