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先生
2014年05月0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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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乡
如今我已80周岁,对许多人、许多事的看法较之年轻时有了改变,但罗竹风先生一直是我心中不灭的明灯,永远照耀着我的人生旅程!
1979年6月,罗竹风先生挑起了《汉语大词典》主编的重担。山东是该书的协编省市之一,因此他每年总要来济南巡视,几乎每次总要通知我和一些老同学去聚谈；有几次他的亲友设家宴招待他,他也让我去作陪。他既不让我汇报自己的情况,也不单独对我嘱咐什么,只顾随便地和大家交谈。每次见他,我总得到多方面的教益。我想,也许罗师就是为了让我在他身边受一些熏陶吧?我已多年不记日记了(由于日记给我惹了那么多麻烦),有时却不由得记下跟罗师见面的情景。
罗师参加大小会议都很认真,聚精会神,有时还做笔记,而且不接电话、不见记者。而在会下跟朋友尤其是跟“老”学生交谈时,又显得那样从容悠闲,谈兴极浓,似乎有说不完的贴心话而没有任何事情等着要做。他说:“跟当年的学生谈心是我这样的老年人的一大乐趣。”我们知道,他大概要用开夜车来补上谈心耗费的时间。
很疲劳,又很从容——这是我对罗师的最初印象,这印象后来更得到加深。同时,我又发觉了罗师的另一特征:有痛苦,但很顽强乐观。他的痛苦是多方面的。多病缠身使他常有力不从心之叹。几个女儿散居各地。唯一的儿子在左潮摧残下得了精神分裂症。师母张秀珩由于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多年卧病后于1984年去世。他和师母曾一同在北京读书,由恋爱而结婚,几十年风雨同舟,尤其在十年浩劫中相互鼓舞、相濡以沫,师母去世对他打击很大。我致信慰问,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其中说:“秀珩同志走后,对我当然是严重的打击。所幸身体并不算坏,以‘忙’制‘愁’,我以74岁高龄,一心扑在工作上,这样可以忘怀一切。但午夜梦回,无与语者,自然感到更深切的悲哀。这是无可奈何的,只好听之任之。”
罗师怎样“以忙制愁”,我读了他的文集才有所了解。刚刚安葬了师母,他就在一个会议上做了《语文漫谈》的学术报告,接着又赴京开会。就在开会的间隙,他在9月5日的同一天写了《<古文今译>序》和《沙滩上的红花》两篇文章,后一篇是怀念他在北大的女同学陶凯孙的,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女性,竟在延安死于康生的迫害。我觉得罗师在这篇抒情散文中移注了他对师母的深切怀念之情。
1988年春天,罗师在济南患了病,我去看望他时,他正在抱病阅读一部书稿的清样,准备作序。他说:我为别人作序起码坚守两条,一条是从不违心地胡吹乱捧,另一条是认真地读完书稿。他为之作序的书,从《中学语文教学探索》到《中国人怎样管好饭店》,从《陈望道修辞论集》到小学生佳作选,从宗教方面的专著到成语故事连环画,真是五花八门,他为了作序花费了多少心血!
1993年,罗师查出骨癌,住进医院。医生要他停止工作,静心疗养,他的打算却是“移地办公”,一篇又一篇新作在病房里完成。他不以自己的病痛为意,却挂念着我这个学生的身体,让我注意养生之道,并向我介绍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正是基于他这种“以忙制愁”和“移地办公”精神,罗师晚年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他于1991年编定的文集《行云流水六十秋》共85万字,其中60多万字写于1978年之后的新时期,即他68岁之后。这些文章只是他零敲碎打的副产品,他更重要的成果是完成了下列大型工程:
1979年国庆30周年前夕,他担任常务副主编的《辞海》(合订本)出版,1989年又增订250万字出版。
1987年和1988年,他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相继问世。当年罗师调任华东宗教事务处处长时,“宗教是麻醉人们精神的鸦片”的说法还被奉为经典,多年的宗教事务工作经验促使他冲破了框框,形成了“宗教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看法,这成了贯穿于新著的核心理念。
1985年至1994年,他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共13卷陆续出版。这部巨著共约5000万字,收词37万余条。1994年5月10日,在首都北京举行了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隆重庆典。
此外,他所主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分卷陆续出版。
这些具有开拓性甚至划时代意义的巨著,既是集体的成果,又凝聚着罗师的心血。从编纂方针、纲目、部首的确定,到各地编写队伍的组建和协调,他都具体过问。他不仅亲自参与撰写,那字数达天文数字的全部书稿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推敲和审定。对于一个多病缠身的老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他这种老而弥坚、“以忙制愁”、勤奋攀登的劲头是哪里来的呢?我起初以为是来自他的使命感和“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紧迫感,后来才知道这理解是肤浅的。有一次谈到发牢骚问题,他说:“不能不让群众发牢骚,但我们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不应当发牢骚。我们对人民欠了债,全力以赴还债都来不及,哪有工夫发牢骚?”原来罗师的动力就是“对人民欠了债”的负疚感!罗师从年轻时就投身革命,是“打江山”的功臣,却从来没有“坐天下”的观念；他在“文革”前就和张春桥、姚文元做过斗争,却从不以此炫耀。有功不居功,却满怀“对人民欠了债”的负疚感,这是何等心胸!
1993年前后,同学们准备为罗师举办“学术成就研讨会”,他极力劝阻,在一次来信中说:“我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现年83岁,经受过不少磨难,但学无专长,不过是一名‘杂家’而已。当然也不能妄自菲薄,在学术领域如宗教学、语言学、辞书学等方面也不是毫无建树；但总的说来,多属鸡零狗碎,不成体系。鲁迅翁有言,无端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我非木石,岂能连这点道理也不懂!”
遵照他的意愿,“学术成就研讨会”作罢。我们深知,罗师留下的何止学术成就,他的人格风范和精神高度不是更将彪炳史册吗?初识罗师时我只有16岁,如今我已80周岁,对许多人、许多事的看法较之年轻时有了改变,但罗竹风先生一直是我心中不灭的明灯,永远照耀着我的人生旅程!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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