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肿瘤医院病床上,付广利眼中含着泪水希望回家。
记者了解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已于5月正式实施,但社会对大多数特殊人员、临时无着人员救助却仍依靠生命的“最后防线”兜底,仅救治付广利产生的每月近万元的医疗费,已让医院、救助站不堪重负。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曹淑贤
医院躺了半年 每月花费不小
“他已经不算是流浪汉了,但还是在临时救助人员的病房里,没人探望,也没人询问过他的医疗费。”6日下午,看着病房中说话声音微弱的70岁老人付广利,省肿瘤医院医务科主任李爱萍无奈地摇摇头。
2013年10月份,付广利作为流浪人员被山西省救助部门送达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当时他患了脑梗,有生命危险。我们便把他送到了医院接受救治。”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救助规定,救助站的流浪者在救助站突患疾病,应送往医院救治。
不过,在救治期间,救助站不仅发现了付广利有济南市户口,而且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按照救助理想状态,付广利应该回到亲人身边,他有户口还应该在当地领取低保,但现在他还在接受临时救助。”救助站工作人员说。
李爱萍也透露,在付广利救治期间,曾有他的亲属前来探望,但是一提到医药费,他的亲属便再也没来探望过。“从去年10月到现在,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的付广利每月的医药费接近一万元,这还不算他平时的生活费、护理费、治疗费、床位费,还有尿不湿、一次性护理器械的费用。”李主任说,虽然医药费目前由民政部门结算,但是让付广利这样的病人获得应有的治疗和护理,医院仍然是亏本治疗。
离家已经27载 家人“难”相认
“你想回家吗?”
“我想回家,想回到妹妹家里。”曾经一度病危、休克、小便失禁、高烧不退的付广利,在病床上听到记者的这声询问时,忽然眼含泪水。他轻声说,前一阵弟弟妹妹来看他了,但是没提接他回家的事,只让他好好休息,便走了。
对于自己的哥哥付广利,三弟付广臣说,不是不念及兄弟情分,而是不论自己,还是妹妹,现在都没有经济能力扶养这位多年失散的哥哥,只希望社会能够供养。
付广臣回忆说,27年前,付广利曾居住在济南市天桥区南徐家庄社区。因为年轻时不务正业,付广利和弟弟、妹妹都交往不多,甚至他是何时离开,是否生死,家人都再无知晓。“我们也曾经找过都没有结果,直到救助站找到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表示,付广利在济南市有户口,根据救助相关规定,完全可以在当地办理低保,甚至在5月1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后,还可以在特困人员基础上,再申请临时的救助。
不过,天桥区南徐社区居委会的盖主任表示,自从1990年她上任起便不知道有付广利这个人,多年来他在当地属于户口“空挂”,能否办理低保还不得而知。
“这样的病人,家人不愿领走,也不提及医药费的事情,如果一直住下去,我们不知道还能挺多久。”李主任对记者说。
而付广臣也希望能给哥哥一个最后的归宿,“比如社会福利院,他有希望住进去吗?”
尴尬境地
不救治担责任 救了没人付费
记者了解到,根据新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我国已建立了一系列医疗救助体系,个人可申请医疗救助,地方政府对救助对象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及其家庭难以承担的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自负费用,还可给予补助。国家还建立了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对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者无力支付急救费用的急重危伤病患者,给予救助。
但采访中,记者获悉,一些可凭借户籍、身份获得的医疗救助,却仍在依靠社会临时救助提供医疗服务。仅在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目前便为近百位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提供医药费用。此前媒体报道,在济南市中心医院的急诊内科病房17号病床上,2012年被派出所送来的三无人员张书才已经在中心医院急诊的病房躺了599天。
“其中一些人员并非找不到家庭成员,而是家庭不愿承认,或当地街道不愿收纳。”救助站工作人员说,本来救助站是提供公民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如今却成了一些家庭和单位“甩包袱”的场所。
“像付广利这样的病人,长期占用病床,但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接收新病人。”李爱萍说,对于社会上的一些有家属的临时救助对象,如果给予积极救助,医院承担的医疗成本将大大提高,但如果消极救助,不仅承担着道德风险,而且一旦日后这些病人忽然冒出来家属,找上门,便会出现更复杂的局面。
“我们只是希望在新《办法》实施以后,那些临时救助人员日后可以找到医疗保障的,尽快纳入保障,这样也避免我们医护人员陷于治疗尴尬中。”李爱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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