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的对视——
日本“中国学”与中国“日本学”的不同命运
2014年05月1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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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提到中国人与日本人互相之间的认知,当年国民党文胆戴季陶先生曾有句堪称犀利的吐槽,他说:“对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最终能被翻译为中文,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该书在日本已经再版、重编过多次。而讲谈社是一家商业出版社,如果没有庞大的读者群做支撑,很难想象会做这种赔本买卖。今年2月,这套书被引入中国后也迅速风靡,首印两万套上架后供不应求,出版社迅速加印三万套,至今热度不减。
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则让我们很没底气——如果在中国出版一套类似的日本史的半严肃读物,以史论而非史实作为行文框架(这要求读者本身至少粗通该段历史),会有多少人去买,又有多少人读得下去呢?
当皇皇十卷本的《中国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时,最应引起我们警醒的,也许并非书中那些新颖的史观。而是一个事实——戴季陶当初那句吐槽,如今恐怕依然算数。
文化寻根 日本“中国学”研究传统深厚
日本人之所以如此愿意读中国史,牵涉到一段复杂的情结。而这一情结冥冥中也决定了两国间近代以来的恩怨纠葛。
美国日本史权威赖肖尔曾将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比作希腊与罗马的关系。这个比喻有两层意思,浅显的那一层中国人听了很高兴——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正如罗马文化源于希腊。而较为深邃的那层意思就不是很讨我们喜欢了——罗马在继承希腊后,最终取代希腊成为西方文明的中心。赖肖尔分明在暗示中日之间其实也存在着这样一层继承与取代的关系。
赖肖尔之所言,其实正是日本人之所想。公元十三世纪,宋被蒙古所灭,日本至此有了“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说。而在蒙古铁蹄蹂躏天下之时,作为唯一一个两次挫败蒙古入侵的东亚民族,日本又凭空多了一份保存文明火种的使命感。明代中日两国复交,明成祖朱棣向日本使节询问日本风俗,使节当即赋诗一首。诗中有云:“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也许这些言辞在朱棣看来,反映的是日本作为外邦的向化之心。但诸如“人同上古人”之句,分明已经透出日本认为自己更接近汉唐正统的优越心态。
到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原王朝再次被少数民族的铁蹄所“格式化”,尤其是清前期所掀起的毁书运动,让不少随明朝遗民带到日本的文献成了孤本。时至今日,日本所掌握的中国历史,包括史料、文献几乎与中国自身所保存的相当,很多最具价值的材料甚至只有在日本才找得到。有这样的背景做底子,日本这种文化优越心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日本历史上这种对“中华”的向往与认知,为近代以后其对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基地。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史学家内藤湖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中心移动说”,他认为:在一个文化圈内,文明的中心不会一成不变。中国文明发源于中原,成熟于江南,而在近代,它已经跨过了国家的界限,来到了日本。他预言说:日本将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内藤湖南认为这是属于日本的国家使命。
内藤湖南称得上是整个近代日本中国史学的祖师爷。他的这一预言其实道出了日本近代中国史学贯彻始终的目标——将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地位从中国那里继承下来,使日本在东亚复兴中扮演中心和领袖的角色。应当说,日本对中国的史学研究能形成今天这般洋洋大观的宏大阵势,其原动力正是这一目标所提供的。
闭关自守 近代以来,中国轻视对日研究
相比于日本热衷研究中国的复杂心机,中国人对日本的轻视则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傲慢。
令人喟叹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起步其实并不晚,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早于日本研究中国。1887年,当内藤湖南刚刚从大学毕业时,一个中国文人利用自己在日本做参赞的机会,苦心搜罗各种材料,写了一本研究日本的五十余万字的著作。这位中国文人便是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他所著《日本国志》一书共四十卷,从各方面详细论述明治维新的历史和成就得失,可谓对当时日本全景式的扫描。
然而,讽刺的是,近代中国“日本学”的第一部著作,这个当头炮却是个“哑弹”——该书写成后找不到一家印书馆愿意出版。为了能引起重视,黄遵宪先后将该书推荐给了朝廷重臣李鸿章和张之洞,希望走官方渠道正式出版,不料二人都给他来了个“叫好不叫座”,只夸该书写得好但就是不推荐其出版。直到甲午战争中中国大败给日本后,该书才在1895年刊印。出版后立刻引起了轰动,不少人阅览后如梦方醒,于是跑去向黄遵宪抱怨,说这样的好书为什么不早出,早些看到我们就不打这一仗了。
实际上,《日本国志》从先见之明硬生生被拖成“马后炮”,既不能怪黄遵宪,也不能怪李鸿章和张之洞,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后,正享受着所谓“同光中兴”的盛景。由于自古做惯了“天朝上国”,每到盛世之时,中国大众就自信心爆棚,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有“自信”,欣欣然看不起周边的小国。在此背景下,想唱反调,当个介绍外国长处的“公知”,往往会成为众矢之的。
事实上,就在黄遵宪写就《日本国志》的1887年,另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刚刚写了一本《使西纪程》,通过记叙出使英国的见闻,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该书甫一出版,郭嵩焘立刻被罢官停职,并为此背上了一辈子的汉奸骂名,最终悲惨地死去。大英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郭嵩焘写了本小册子为其叫好,尚且被如此大加挞伐。黄遵宪花50万字大讲日本这个“蕞尔小邦”的好处,那简直是非常不合时宜,与民意唱反调了。
诡异的是,作为中国人“开眼看日本”的第一书,《日本国志》的遭遇基本暗喻了整个后世中国对日本研究的悲剧命运。事实上,自黄遵宪以降,中国近代史上比较著名的“日本通”命运都十分坎坷。究其原因,抛开其中个人选择的因素不谈,不能不说与当时国人整体的社会心态有莫大的关系。作为自古以来一直在亚洲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是有“天朝上国”情结的,如果有人不断拿着某个近邻的闪光点在你眼皮底下晃悠,当然是很招人讨厌的事情。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戴季陶先生当年的那段论述的后半段,他说:“中国人对日本是一味地排斥反对,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甘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和‘智识上的义和团’。”戴季陶认为,这才是中国之所以无法客观认识日本的原因。的确,在中日近代的文化博弈中,日本为了追逐“新中心”的位置,不断深入了解着中国。而中国却沉醉在“旧中心”的迷梦中,拒绝认识日本。也许,这才是我们在近代史上被这个近邻一再超越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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