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家离乡,房玄龄的乡愁
2014年05月1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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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彩石镇的房玄龄父亲房彦谦之墓。
隋监察御史房彦谦墓碑。
1000多年前,因家族势力起家,并辅佐李世民成就盛唐江山的名相房玄龄,在那个时代悄然“革”掉了自己家族的发展之“命”,用科举制替代乡举里选。
这让曾经“地丑德齐”的中国家族社会走向个体,乡土中国开始迈向城镇,同时也打破了许多地方家族家风家学甚至繁衍生息的规则。
不过,当今天又一轮农村劳动力与知识精英向城市集中时,曾经依靠家族势力实现社会治理的千年房氏家族,是否仍然有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往事?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曹淑贤
成龙寻祖“一波三折”
“前有盛世宰相,后有华人榜样……”这是在今天房氏家族中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前一句说的是唐朝开国丞相房玄龄,而后一句则指当今的香港影视巨星成龙大哥。
很少有人了解,原名陈港生的成龙会有房姓的祖先,而且还是祖籍山东的房玄龄?
成龙之父本名房道龙,成龙母亲陈月荣是房道龙第二任妻子,1954年他们生下陈港生,陈港生从艺后取艺名成龙。
2013年9月2日,成龙从上海赶到安徽芜湖认祖归宗,并在裕溪口街道同父异母的大哥房仕德家中逗留了十几分钟。
此前,成龙多次表示,自己是从山东迁居安徽的房氏家族后人。2004年,他甚至把刚出道的儿子改回了“房”姓,而“房祖名”三个字更有纪念祖先的意味。
2014年5月16日的上午,在房玄龄父亲房彦谦位于济南历城区彩石镇的墓地旁,当地做石材和旧货生意的徐明忠笑着回忆,前几年,一向冷清的房墓突然稀稀拉拉来了很多人,据说是成龙的儿子房祖名来寻祖。
徐明忠的说法难找旁证,不过,在一场名为《走进齐都》的演唱会上,房祖名的确曾经高兴地对淄博观众说:“这里是我的老家。”
对此,立刻有房氏后人出来提出异议:是不是成龙认错了祖宗,找乱了祖籍?
彩石当地的村民老徐也听祖上人讲,即便成龙的祖宗确实姓房,也是房姓的武将房仁裕,而不是房玄龄这支。
这一说法得到了房家后人、济南市考古专家房道国的证实,“说成龙就是房玄龄的后裔,现在依然缺少族谱上的连续证据。”
不过,隋末大将房仁裕与房玄龄其实同祖。按照“天下房氏,望出清河”的说法,唐以来的大部分房氏后人确有可能都是“清河”一家。
相传,房氏出自祁姓,舜封尧子丹朱于房,以国为氏。王莽末,房氏先祖之一的房雅任清河郡太守(今济南周边),于是家族相传的房家便聚居于清河,直到房玄龄时,一直家居于齐州济南。此后却因房玄龄后人房遗爱政变而家道衰落,族系离散。
史料记载却误导了不少人,史书称房玄龄为“齐州临淄人”,意即“齐州临淄郡人”,然而此临淄(今山东淄博)却并非临淄郡,因此在今天房玄龄常常被人想当然地以为是临淄城人。而由于后代族谱出现断代,扬州、芜湖以及南方多地的房氏后人可能都有着共同的房氏祖先。
“乡举里选”兴房氏
曾有媒体推断,成龙寻历史名人为祖先,不仅是寻根,还希望给自己的身世加分。
不过,成龙找寻祖先的心情现在或许有了更流行的解释,“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今年3月份,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中的这句话,让人再次关注自己最初来的那个地方。
如今,在彩石一个几亩地方圆的小院里,每年总有多则百人、少则数十人的房氏后人在房玄龄父亲隋朝监察御史房彦谦墓前祭拜。房道国说,那时才感到身在家族当中,共望一个祖先的家族凝聚感。可惜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想找寻到真正的祖宗,就连成龙这样的社会名流找起来也实属不易。
房道国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山东房氏联谊会主要发起人。想到如今散居海内外的房氏后人,房道国说,谁也不会想到房氏曾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六十个大家族之一。
在齐州房氏研究者、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尚兵的考证中,定居清河数代的房氏家族一直定居于乡里之间,而非城市。家族不仅有着大田生产、园圃种植、林木种植、饲养、采集、蚕织和酿造等方面的庄园经济,而且还世代研习经学,服膺儒教,培养德才兼备的家族人才,在“乡举里选”中获得提名而成为地方长官。
甚至在这个大家族中,不仅孩子可以共同习传经学,还可以通过做官的亲戚直接作为实习生在官场行走,房玄龄的女儿便曾随父亲一同断案。
不过,在历史学家眼中,乡土中国时代却有着不同的解读。
周尚兵说,西汉流传下来的选官制度,让社会上的精英必须植根于乡里。
“从西汉一直到隋唐,那时的官员选拔不是依靠考试而是靠乡里推选,推选的裁判权一方面在乡官手中,一方面也在于被推举者个人的品性。特别是乡官在推择本乡人才为吏时需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家境富裕,二是修有善行。换句话说,一个乡里子弟想要出人头地,仅靠自己奋斗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家族和乡里的合力。
不过,特殊的官员选拔在当时中国官民社会产生这样一个逻辑:于乡里积累誉望入仕为官,为官后在家族财产的支持下又以廉洁自奉,进一步获得良誉而能长久为官,而长久为官得到的利益更多,进而形成地域与家族的良性发展。
于是,虽然政治和文化精英在任职地有家,但为了获得长久的个人和家族利益,其家庭仍居留在乡里,其俸禄和资源也回流入乡,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都保持着经济与文化的平衡。
今天新农村建设中被专家诟病的“千乡一面”,在过去的中国乡里社会却是“地丑德齐”的另一番状态。
“那时社会精英们的‘家’、‘乡’是在一起的,也就是‘家乡’这个词的来源。”周尚兵说,乡里文化的发达,主要在于社会人才选拔的评判权留在了地方,也就把先进的文化与土地紧紧相依。
不过,按照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时期是中国的中古时代,或称中世纪。欧洲在中世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在那时的中国也有类似的“贵族”。
虽然乡土文化、草根文化、地域文化伴随着这些聚居乡里的“贵族”沿袭发展,但在平民与仕途之间,地方“贵族”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制度“鸿沟”:“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平民没有经济实力,没有家族熟人的乡官举荐,在那个时代,平民阶层的子弟想入仕为官,是没有机会的。”周尚兵说,这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道障碍,同时也注定让国家政权无法集中。
学而优则入居城市
在动荡年代,一个大家族仅仅依靠推举族人入朝做官还无法实现家族的长期繁荣。从魏晋到南北朝期间,房氏家族先后经历了南燕、东晋以及北魏王朝,作为始终被统治的一股政治力量,家族势力屡屡受到中央政权抑制,房氏家族也只能“丘园自养”。
周尚兵考证,为了让家族长久繁荣下去,房氏家族不仅教习子弟文治与武略,而且还将其安插在不同的政治力量当中,降低政治风险。
“人们常说,是房玄龄的政治眼光选择了李唐。实际上,当时房家的三个子弟房仁裕、房玄龄和房山基是分别投靠了王世充、李渊和瓦岗寨李密这三个政治集团。”周尚兵说,此后房仁裕以及瓦岗集团转投李唐,房玄龄从中就利用了家族的各种关系。
李唐政权建立后,房玄龄为代表的房氏一族也走向鼎盛。不过,“良相”房玄龄却没有坚持过去的让家族发展赖以为继的乡举里选,更终结了功臣的世袭制度。
贞观三年,唐太宗与杜如晦商谈选官标准事宜曾因“功臣行世封事”而止。对于“功臣行世封事”,由于“非久安之道”,房玄龄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因此与长孙无忌联名上表反对世袭刺史。而明确不同意“割地以封功臣”的房玄龄,也自然会反对当初以几个家族势力治理地方的传统做法。
此后,唐代官员的选拔不复为“乡举里选”,实际是选举用人权从地方大族的手中收归中央。
对于祖先的选择,房道国觉得,地方家族势力过大,影响着政权的统一和社会公平,“就像在现在一些村庄的基层选举中,村主任往往也是从家族人数较多的当中选出,这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政治风险。”房道国说。
但周尚兵说,由于科举制的制度设计目标不再指向地方,相比于汉魏时代,家族子弟如果不经科举便不再有仕途上升空间,平民精英阶层则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非乡里推荐获得成功,甚至在唐朝后期,一张试卷的成绩便已替代过去在乡里的德行考评。
于是,乡村过去的精英阶层通过科举把家从乡移到了城里,“学而优则仕”同时也成为“学而优则入居城市”。而由于个人奋斗不再夹带乡里恩情,从唐代开始,官员、士族及地主的各种收入也不再“反哺”乡村,相反的,农村的文化精英、资金流向城市,导致农村文化、经济基础日渐弱化,中国社会运转结构就此改变,延续至今。
那时期的房氏也在经历房玄龄儿子谋反案后,悄然衰落。即使此后有房琯等中唐丞相级别人物出现于家族中,但过去聚居乡里的齐州房氏,已逐渐离散,选择“不仕则农”作为治生途径,多数散居务农,或经营家族剩余的庄园经济。
房氏家族的乡里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周尚兵发现,齐州房氏后人的墓志铭表明,他们的居住地与墓茔田产是城乡分离的,当年聚居于乡里的房氏已然彻底瓦解。
当研究者再次来到今济南历城区彩石镇时,除了先祖的墓碑,当地已不见了房氏后人的影子。唯有中华房氏网上的一个个名家头像,还能让人们将这个大家族中每个人联系到一起。
或许房玄龄也未想到,一个巩固中央集权的人才选拔制度,已然将1000年以后的中国城乡与家族的面貌,彻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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