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正在施工的学生公寓。
1985年4月,学校里的挖土机正在紧张施工。
张绍河向记者讲述建校时的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1988年5月,理工实验楼正在建设中。 袁肇君供图
“当……当……当……”每天一到整点,烟台大学钟楼上的大钟准时响起,师生们早已经习惯了这个持续了近30年的钟声。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滩涂,荒凉至极。然而,正是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的一句“可以搞一个不要‘铁饭碗’的大学”,才有了今天朝气蓬勃的烟台大学。
烟大风雨30年,也是烟台高等教育发展的30年,烟台对外开放,高校搭了顺风车,一次次刷新了烟台高等教育的纪录。
不要铁饭碗的大学 烟台开创新模式
1984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春节马上到了,时任烟台市市委书记的王济夫却无心过节。这一天,他带着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急匆匆地走向华侨宾馆,因为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烟视察工作了。
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是王济夫的一个心愿。该想法在王济夫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得到充分体现,“经济要发展,人才是关键,我要在烟台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给烟台市的经济腾飞插上翅膀。”
“他这个想法在万里和胡启立同志来烟台考察时和盘托出。”目前在烟台大学档案室工作的北大博士姚新喜说,上世纪80年代,中央对地市办大学的态度比较稳妥,甚至带点保守色彩。
“但是王济夫所站的角度不同,他把烟台作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发展,建立在有大批人才支撑和科技进步基础上的,因此他希望办一所普通正规的综合性大学,为烟台奠定人才基础。”姚新喜说,王济夫陪同万里从东到西十多天的调研中,他经常提到办大学的事。
“可以搞一个不要‘铁饭碗’的大学,就叫烟台大学。你们试验一下,开创一个新局面,创出一个新模式。”但万里表示中央拿不出经费。
王济夫又提出大学基建资金由地方集资,常规性经费纳入国家财政支出。万里同意,同时请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承先研究此事。
就这样,得到中央领导认可,1984年2月下旬,烟台大学建设指挥部成立,7月1日举行奠基仪式,11月10日教育部决定烟台大学于1985年正式开始招生,至此烟台大学在教育界有了“户口”。
烟台人每人捐10元 建起了烟台大学
时至今日,一谈到烟台大学的建设,不少市民会自豪地说,烟台大学是烟台人民自己集资建设的现代化大学。
中央批准烟台市建设烟台大学之后,学校得到城建部门无偿划拨的东郊1500亩地,其中规划地南面预留500亩,3-5年内建设校舍15万平方米,共需资金8100万元,由烟台市集资解决。
时任烟台大学建设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的李殿魁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仅够发工资的“吃饭”财政,实在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
经过反复探讨后,市里决定,对全市县管以上企业的自留资金和农村社队的自留资金进行测算,企业提5%自留资金,农村社队提1%自留资金,也就是每人平均交上10块钱捐建烟台大学,当时建设烟台大学的普通职工也交了“份子钱”。
然而情况并没有预料得那么顺利,到1984年5月,烟台市能筹集的资金仅4590万,距离预期的8100万差近一半。
李殿魁回忆道,不久威海从烟台划出,成立新的省辖市后,资金问题雪上加霜。最终,在省政府出面协调下,由省政府及烟威拨款,到1999年底,才基本完成任务。
“大学也,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王济夫眼中的一流大学,不仅有高楼,更有一流的校长和老师。
1984年2月底,还没踏出正月的门儿,王济夫匆忙进京。他亲自登门拜访张承先,邀请他出面指导建设烟台大学,年近七旬的张承先“出山”,出任烟台大学名誉校长,赴烟指导工作。
5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万里兑现了他的承诺,决定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直接援建烟台大学。
校园规划出自清华 延续园林风格
如今漫步在烟台大学校园里,三元湖平静的湖面映入眼帘,湖水四周柳色青青,美不胜收。然而倒退30年,这里只是一片荒滩,三元湖的前身原是一块洼地。
选定校址后,烟台市邀请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主持学校建筑设计。原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谢照唐回忆,1984年5月的一天,正好下雨,自己和同事四人打着伞来烟大校址勘查。
“现场汪洋一片,灌满雨水的沟渠和大海相连,已经起不到排水的作用,伸手蘸水浅尝,其味咸,似已成海水倒灌之势。”然而他依靠丰富的建筑经验,结合20世纪我国大学校园的设计风格,很快敲定了设计方案。 参照清华北大的湖水园林景观,烟台大学在低洼地挖人工湖,就地填高四周地势,实现土方平衡的同时,带来以人工湖为中心的建筑群,在这个基础上再精心设计,凸显图书馆和钟楼的形体设计,围绕三元湖形成标志性景观。
“还没建校的时候,学校东门出门就是海滩,地下水多,淤泥多,地下比较复杂。”烟台大学建筑学院党总支书记张绍河1984年毕业后分到烟大建设指挥部施工科,参与烟大校园基础建设,他回忆说,每盖一栋楼都要打很深的桩子,加固地基。由于地势条件复杂,桩子的类型五花八门。
“当时从市里去学校交通非常不方便,我家住在开发区,我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到水产研究所,把车放下,再走到现在的银座那边,坐5路车,那会儿只有一趟5路车,还不按点开,经常要等半小时。”筹建烟大的原党委办公室主任王德华说。
“刮风下雨都得骑自行车,有时候下大雪,骑着自行车来了,身上热得直冒汗,衣服都湿透了,回到办公室一会儿就冷冰冰的了,哆哆嗦嗦地坐下来写材料。”王德华说。
学校克服了技术、财力等方面的困难,终于在1985年秋季迎来了第一批孩子。
本报记者 张晶
“大学也,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
——时任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
“当时来援建的老师大都50多岁了,那会儿能撇家舍业,跑这么远援建烟大,需要一定的勇气。”
——筹建烟台大学的原党委办公室主任王德华
“一来就是清华的老师,当时的系主任已经不给清华的本科生上课了,到烟大还给我们上课,后来也是在老师的影响下,逐渐喜欢上建筑。”
——烟台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郝曙光
首批教师都是清华北大“正规军”
办一所高起点、高标准的现代化大学,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烟大经过精心考察,最终确定了11个系,从一开始就将应用学科和基础教育学科结合起来。
专业设置确定,师资如何解决?在多方不断协商下,北大清华援建方案确定,最终抽调院系骨干老师共30余人长期支援烟台大学建设,而且只要是烟大缺老师,都由这里的老师支援。
在以后几年中,去烟大短期教学的老师不计其数,因此从一开始,烟大的学科设置和师资配备都是北大清华的“正规军”。
“当时来援建的老师大都50多岁了,那会儿能撇家舍业,跑这么远援建烟大,需要一定的勇气。”王德华说着搓了搓脸,说很多东西自己都记不清了,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充满干劲儿。
“那会儿杜建寰(烟大首任常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每天拎着一个毛巾缝好的布兜,兜里放着自己的碗筷,走哪儿都拎着,进去开会也是,先把手里的布兜往桌上一放,说开会,然后就开始讲,讲完拎着饭碗就撤了。”王德华回忆,杜建寰虽然是常务副校长,但是经常整个学期都在校,只有快开学的时候才回家待几天。由于工作任务重,在烟大初创期间,几乎每天都要服三次“安定”片,不为失眠,而是为防治心脏疾病。
“当时援建的副校长杨春洗还患有严重的颈椎病,为牵引颈椎,在宿舍里安装了‘上吊’的工具,每晚都会在宿舍‘上吊’”。王德华说,杨春洗如今离开人世已13年。
当时的经管系主任侯建儒来烟大时已是六旬老人,在长期的负荷下,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已患上癌症,从烟大回北京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烟大步入正轨后,这批援建老师于1990年全部撤回北京。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