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评价标准在改变,参与公益实践渐成常态

教孩子向善,不苛求“高大上”

2014年06月0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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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天桥区实验小学三年级4班的学生展示手中的各种奖状,每个人都有。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魏新丽
编者按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时光荏苒,社会在发展,相同的节日,很多事物已悄然发生变化。儿童时代如一张白纸,不可避免地印有时代的烙印,进而反映着时代变迁。眼下,孩子们受到的奖与罚,心中的是非观,与以往有何不同?本报特别推出“六一”儿童节专题策划,对此予以关注。

奖与罚
　　曾经,童年时代“三好学生”奖状是唯一的荣誉,得者寥寥,如今几乎人人有奖状；曾经,学生不听话挨老师打是常事,如今体罚被明令禁止,几乎没有老师敢动学生一根手指头……
　　在许多教育人士看来,这种多样性的变化无疑更为科学和人性化。
是与非
　　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儿童受到的是非观教育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小学德育教育不再是一味灌输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而是更侧重开放性讨论。是非善恶的标准不再唯一,甚至发生反转。高大上的英雄人物作为德育符号已远离孩子的生活。
如今几乎人手一张奖状
　　田晶(化名)是济南市某小学的一名大队辅导员,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从1989年到1995年,她在济南一所厂办小学读了六年。
　　“三好学生”奖状是田晶记忆里最深刻、最值得骄傲的荣誉。她说,班里40多个人,每个学期末能拿三好奖状的不到10人。“有一年,只评了两名三好生。”田晶说,评三好生,学习成绩是当时唯一的衡量标准,不用投票,按照考试成绩排名。除了三好学生奖状,几乎没有别的奖状。
　　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政教处主任于萍说,以前评“三好”的标准往往就是成绩好,当选者也总是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几个学生。奖状稀缺的年代,导致三好学生奖状含金量很高,成为了唯一的最高荣誉。
　　时光荏苒,如今“三好学生”仍在,但早已不再“独孤求败”,周围已遍布“小伙伴儿”:学习之星、劳动之星、文明之星、体育之星……“学习好的有三好学生奖,学习差的也有学习进步奖,现在基本上人人有奖,也不再局限于学期末评选。”天桥区实验小学副校长王雅斌说。
　　“现在的三好学生奖也很受重视,但得奖比例比原来高,约占学生人数的30%—40%,而且不再仅仅以成绩作为衡量标准。”历下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李颖说,现在评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只是一方面,还要看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表现,包括参加社会实践的情况,并且需要全体学生投票选出。
　　天桥区实验小学三年级4班班主任周欣淑给学生买了各种小奖状,根据全班学生的当月表现,每个月发一次,有环保之星、纪律之星、学习之星、助人之星等等。“全班每个学生都是一颗星,都有闪亮的一面,要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闪光点。”
体罚被禁止,处罚得讲艺术
　　“上小学时,有没有因为不听话挨过老师的打?”记者就此问题询问了十几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小学的市民,除了一人表示因为优秀未受过惩罚外,其余人都能回忆起因为犯错而被打过的经历。
　　至于因为未完成作业,或者做错题被老师罚写多少遍的事情,接受采访的人几乎都曾经历过。“以前这都是常有的事。”一名受访者说,她至今还记得为了应付老师检查而将几支铅笔绑在一起,一写几行的糗事。
　　“体罚学生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谁敢啊!一旦被投诉,后果很严重。”省城一小学校长表示。
　　禁止体罚,但小学生年龄小,不可能不犯错,一旦犯错,如何教育孩子醒悟?对此,接受采访的多名小学班主任表示,大多数学校都采取小组合作的学习模式,评价也以小组为单位。“一名组员犯了错,扣全组的分,既让犯错的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还能让组长和其他组员对其进行监督,让学生来管学生。”
　　除了批评教育,还有的老师处罚更具艺术性。小辛庄小学三年级班主任刘雪婷给记者举了个例子,班里有名学生乱扔垃圾、课桌桌面桌洞不整洁,她就让这名学生负责检查当天班里的卫生。“让她监督同学和自己,她就会自觉做好。”
　　更有老师以“义工”的形式让学生改正自己的错误。“课间大喊大叫,上下楼乱跑的,让他做楼梯安保员”、“上课偷偷吃糖,就让其给全班同学每人一块糖”……
偷东西也可纳入班级讨论
　　在过去,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明确。“对就是对的,错就是错的。善恶之间界限分明。”市民方女士说,如今,在儿童德育教育中,照本宣科、一刀切的做法已经落伍了。
　　十亩园小学的班主任郭老师向记者回忆起一次讨论,就是有点冒道德之大不韪。她所管理的班级曾经出现过一名孩子偷拿别人东西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情,她组织学生开展了一次讨论。“只是几块钱的事,但是通过讨论,要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讨论并不代表偷窃行为可以洗白,而是希望让孩子学会自主判断是非。这说明教育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现在的教育更注重孩子的自主思维,老师起到引导的作用,不再一味灌输。”
　　还有一次,在学过课文《唯一的听众》之后,郭老师便组织学生展开对谎言的讨论。“谎言不再被视作完全的错误,善意的谎言也应被宽容。在特殊情况下的谎言,还可以自保。”这样的观点,也不同于以往对谎言的全盘否定。
　　家长邓先生说起一个事例:“一次在公交车上,女儿主动给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让了座。可过了两站,抱孩子的妇女旁边的座位空出来了,人家直接让她的孩子坐下了,完全没顾及我和女儿都在她旁边站着。”面对这样的情景,邓先生很无奈:“我们不能因为类似个例而否定了尊老爱幼,但这些个例的确让人很伤心。”
　　除了道德标准的松动外,有一些道德标准甚至发生了反转。最典型的,莫过于“舍己为人”、“见义勇为”等行为,在儿童中已经不被提倡了。相比见义勇为,老师们更提倡“见义智为”。
公益实践活动次数越来越多
　　高大上的英雄人物与孩子距离太远,不容易被理解。现在的教育,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身边的好人好事,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从小事做起,做力所能及的公益,成为许多学校和家长对孩子的要求。
　　儿童的公益活动在省城很多学校中都已成为常态。“每个月每个班都会有一次公益实践活动,以体验为主,更有真实性。家长们对这种事情也很支持。”历下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李颖说。
　　在有的学校,公益活动甚至成为一项考评标准。十亩园小学政教主任李一鸣说,学校的综合实践课有学雷锋小组,经常组织公益活动,如报纸义卖、走访儿童福利院、参加义务劳动等。而在学校的规定中,竞选班干部需要足够的社会公益实践次数,这也就提高了孩子参与公益实践的积极性。
　　不光学校开展公益活动,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投入亲子公益的行列。像济南市蒲公英公益平台,就是一个以家长带着孩子做公益为主的公益组织。创始人非哥经常带着自己的女儿参加公益活动。她说这样坚持下来,成果非常显著。“现在路上见到垃圾,女儿都会捡起来放到垃圾箱里；学校里的午饭,她会偷偷留下来,喂给流浪猫；有一次出去玩,景区的一块红布掉在地上,很多人径直踩过去,只有她主动过去把布捡起来。”说起这些事情,非哥很欣慰,“亲子公益,可以在孩子心中种植爱。”
有奖有罚更有利于学生成长
　　随着时代变迁,曾经单一的三好学生评价变成如今名目繁多的“XX之星”评价,在许多教育人士看来,这种多样性的变化无疑更为科学和人性化。
　　“多元评价其实并不是‘大锅饭’,而是让学生感受到同学、老师对自己表现的认可。同时也希望学生在被评价的同时,能看到自己和别人在某方面的差距。”于萍说,三好学生名额毕竟是有限的,应充分发掘每一名孩子身上的闪光点,让他们都能有所收获。
　　奖多罚少成为当前学校对小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教育人士认为,一味地奖励或者处罚,都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应当有奖有罚,奖罚并用,更利于学生的成长。”王雅斌说,奖与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学生好,因此,家长和老师应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我认为赏罚分明是孩子从小树立道德观、是非观的重要手段。”王雅斌说,如果对学生只奖不罚,久而久之,学生就容易丧失是非观念。
　　小辛庄小学三年级班主任刘雪婷认为,惩罚不等于体罚,惩罚的形式可以多样,需要老师用心研究。“无论方式如何,只要用心对学生,学生一定能感受到。”

多元化是进步,真善美不能抛
　　对于儿童是非观教育发生的这些变化,山东女子学院教授田梅英说,这主要源于现在社会道德标准不断的变化,社会价值观趋向多元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标准比较明确,上下都没有争议。而现在,道德标准更加多元化、个性化,这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每个人的选择更加自由。”
　　当然,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应该不以违背道德底线为前提。大众应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准则,比如真善美,这个底线不能丢。”田梅英说。
　　不过,是非标准的模糊,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现代社会的诚信度很差,学校和家长教给孩子的好的道德品质,社会往往不能给孩子提供验证材料。”田梅英说。
　　恬逸亲子联盟工作室的邓云光也有同样的观点:“教育孩子不是个人的事,也不是家庭的事,更多的是社会的事,社会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才会顺应着这个良好的环境去教育孩子,让孩子在良好的环境中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和好坏标准。大环境不理想,教育同样是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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