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礼记》中一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道尽国人对吃的看重；而古代的文艺青年,多以李渔《闲情偶寄》里“声色者,才人之寄旅；文章者,造物之工师”为引导,寻求在艺术中提高自己的格调,饮馔之乐则被有意无意压抑了下去。
感谢近几年《舌尖》系列纪录片的走红,让“吃货”由贬义渐成充盈着喜感与热情的褒扬语汇,也鼓舞了我在洗手作羹汤之余,搜罗一点古人舌尖上的风雅趣事,经由文字共享饮食之欢乐。
这一过程中,我愈发感到,也许最完美的人格与生活,莫过于为人行事有晋人风度,起居坐卧效晚明士人,心境情怀随民国学者。
所谓舌尖上的晋人风度,集大成者非西晋人张翰(字季鹰)莫属。《世说新语·识鉴》记,张季鹰于洛阳事齐王司马囧,因“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这便是“莼鲈之思”的来源。
时人不解他为何轻易放弃功名,而张翰却言:“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可见吃货一枚的快乐,远胜高官厚禄。
而风雅之吃,则以晚明为佳。我近来手不释卷的《陶庵梦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文人雅士对食物的追求。此书作者张岱,号称“越中清馋,无过余者”。他在书中详细展现了自己最喜欢的三种食物:一是牛乳酪,为此,他自己养牛,自取乳汁,自制乳酪,堪称中国最有名的“起司”爱好者；二为兰雪茶,为此,张岱不惜远赴安徽招募茶人,炒之焙之,又选泉水,又研冲法,直冲得茶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浓也。”
但张岱最爱的,莫过于“河蟹”,他甚至专门组织了一个名为“蟹会”的社团,每到十月则呼朋唤友,举行“兰雪”蟹餐会,每人六只螃蟹,为了不过分烹煮而伤其风味,每只螃蟹都是个别蒸煮。张岱以此记录下蟹的每个独具风味的部位:“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螾。掀其盖,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
如此痴迷螃蟹的,唯有明末清初号称“蟹仙”的李渔堪与之比肩,这位远没有张岱富裕的吃货,在《闲情偶寄》中格外自豪地宣称自己每年都要早早地留出吃螃蟹的“买命钱”,还养了一位“蟹奴”,专门给他做蟹、剥蟹。
至于民国文人的舌尖心境,那要感谢新文化运动对人性的解放,即便气质刚烈如鲁迅,都不忘在小说中记录福兴楼一个大洋一盘的鱼翅。而且每到一地,鲁迅几乎都会以吃喝的水准来评判此地是否宜居,就是在给夫人许广平的信里,都不忘品评一番上海的火腿:“是很好的,肉多油也足,可惜这里的做法千篇一律,总是蒸。”
在此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梁实秋,以及被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上周我去杭州出差,专门去楼外楼吃西湖醋鱼,除了此间是杭州名馆名菜,更多还是慕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记录的醋熘鱼之味,更有当年楼外楼的西湖醋鱼上桌,专有挑鱼眼的小噱头——将被醋汁覆盖的鱼眼挑出,与画龙点睛异曲同工——让食客觉得鱼儿分外鲜活,增加食趣。
而汪曾祺虽不如梁实秋出身官宦之家,但也家道殷实,且父母精于烹调,他描摹吃食却在平白如话中独有恬淡清新的韵味。如我最爱的《豆腐》一文,“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色香味都浸润弥漫于文字之间,家常小菜也让人喜爱不已。
由此想到清代袁枚的舌尖境界,每在外面吃到好菜,必叫家厨去人家厨房执弟子之礼学习做法,积四十年方成薄薄一卷《随园食单》,袁枚自云:“咏诗之余做食单,精致乃当咏诗看。”
正是在这些往事故人的舌尖风雅里,庸常的口舌之欲,变为了充满人生况味的审美愉悦,一如苏轼在《浣溪沙》词中表述的,“人间有味是清欢”。舌尖无味,何来人间欢愉?
(作者供职于本报全媒体运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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