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割掉鼻耳的女孩艾莎,得到了新鼻子和新生活；决心参选2014年总统大选的阿富汗历史上首位女议长法齐娅·库菲,并没有进入“决赛”；靠写书成名的卡勒德·胡赛尼,面对家乡父老,心里的愧疚感挥之不去。
这些普通人的悲喜,也记录了阿富汗这个国家的苦难、奋斗、希望和迷茫。
本报记者 张文
愤怒:
“我永远不能原谅
他们对我做的一切”
2010年8月,美国《时代》杂志以一幅阿富汗女孩的肖像作为封面。女孩秀丽的脸庞上,鼻子被割去了一大半,盖在女孩头纱下面的双耳,也被割掉了。
女孩是18岁的艾莎。之所以遭到这般非人的待遇,是因为她不堪丈夫虐待而出逃,却惨遭丈夫行刑。
10岁那年,艾莎和妹妹被父亲匆匆嫁给一个塔利班武装分子。这是因为她叔叔杀死了一个新郎,按部落习俗,艾莎和妹妹成了解决这桩血债的筹码。
从此,姐妹俩被关进牲口棚,还经常挨鞭子。12岁时,艾莎正式嫁给这个塔利班男人,丈夫及家人并没有停止对姐妹二人的毒打。
饱受折磨的艾莎逃到邻居家求助,却被交给了塔利班在当地的指挥官,被判刑5个月。刑满后,她的塔利班丈夫又指控她离家出走的行为“让家族蒙羞”。在塔利班的授意下,丈夫和其堂兄将艾莎拖进附近的山林,在最后一次毒打艾莎后,残忍地割下了她的鼻子和双耳。随后,艾莎被遗弃在荒野。
后来艾莎回忆说:“那时我有种错觉:鼻子中被灌满冰水。我拼命睁开眼睛,可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血流得到处都是。”
幸好当地“声援阿富汗妇女组织”(WAW)及时将她救起,艾莎被带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处避难所。
艾莎对父亲和丈夫充满愤懑:“我永远不能原谅他们对我做的一切。”
直面:
“只要我还活着
就不会放弃努力”
法齐娅·库菲的个人网站上这样写道:作为领袖,法齐娅·库菲认为,应该将阿富汗改造成一个基于法治、文明和人权的社会。她是一名人权、女权主义者和2014年阿富汗总统的候选人。
库菲自2002年起便活跃于阿富汗政坛,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议长。“阿富汗民众现在首先将我看做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女人。”库菲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
作为阿富汗最有名的女性政客,库菲是塔利班的眼中钉。在一次外出期间,库菲遭到塔利班袭击。她的警卫和塔利班展开枪战,保护库菲的两名警察牺牲。塔利班还试图在库菲的竞选办公室里暗杀她,但是没有得逞。几乎每个月都有“我们要取你性命”的恐吓信寄给她。
2012年,库菲的自传《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出版中文版。在17封信中,库菲告诉两个女儿,如果自己回不来,她们要怎样面对生活。
尽管有性命之忧,但库菲并没有屈服。她还向2014年总统大选发起冲击,库菲写道:“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放弃带领人民走出腐败和贫穷深渊的努力……我希望死于成为我所爱的国家的首位女总统之后,死于这个国家所有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平安降生之后。”
乐观:
“这个年轻的国家
对未来充满期待”
在出版了《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唱》三部小说之后,卡勒德·胡赛尼俨然成了阿富汗的代言人。
胡赛尼生于阿富汗,15岁时因苏联入侵随全家逃亡美国。他们在美国加州北部落脚,外交官父亲去了工厂做工,后来当了一名驾驶教练。曾为小学校长的母亲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而刚开始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胡赛尼,则走了一条典型的移民道路——就读医学院,成为一名执业医生。
1999年,胡赛尼读到一则报道,说塔利班禁止放风筝,于是“一时冲动”写了一则小故事,讲述他童年在喀布尔喜欢做的事情。在妻子的鼓励下,他于2001年把这则故事扩充成一部小说——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追风筝的人》。
《追风筝的人》大获成功,胡赛尼因此受邀担任联合国亲善大使。担任亲善大使后,他有机会回到祖国,看到那里发生的变化。“现在有一种倾向,把阿富汗描绘成一个凄惨的失败国度,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些好事正在发生。塔利班时代,女孩不能上学,而现在,成千上万的女孩在接受教育；孕产妇和初生儿死亡率不断下降；全国有1200万手机用户,连农民都用手机做生意,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大多数人口不满25岁,对未来充满期待。当然,挑战依然巨大。”
未知:
“我也不知道
他们会走向哪里”
艾莎拍摄的那张照片,成为了2011年度荷赛奖(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年度照片。在受到世人关注后,她远赴美国接受手术,得到新鼻子和新生活。
在艾莎看来,没有必要和塔利班和解——答案很简单:“塔利班都是坏人。如果他们再回来,我们都得受罪。”
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中,法齐娅·库菲没有走到最后。呼声很高的候选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6月6日刚刚逃过针对他的两次自杀式袭击,袭击造成6人死亡,还有至少22人受伤。
对于胡赛尼,虽然因写作名利双收,但他内心的愧疚感却挥之不去:“我因为描写饱受苦难的阿富汗人生活而出人头地,这让我有一种负债感。写作是一种偷窃行为,你为了自己的企图,改编别人的故事。”
他的阿富汗同胞也不买账:“他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时间连三十年都不到,他究竟能了解到什么?”
胡赛尼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也并无把握,就像他的小说没有明确的结尾一样,“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他们会走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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