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名人馆内展示着王氏家族走出来的杰出人物。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摄
诸城相州镇街景。(资料片)
实习生 岳倩南
“从为本书写作进行的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到本书写作的整个过程,我感受最深、最被震撼的是诸城王氏乡绅集团对地方社会政治、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潍坊学院王宪明教授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虽然经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洪流,诸城王氏对地方社会某些影响,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在王宪明看来,这首先表现在教育方面。明清时代,诸城王氏培养了诸城数量最庞大的科举、仕宦群体。与民国相始终的相州王氏私立小学,在诸城历次会考中屡屡夺魁,人才辈出。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以相州王氏为主导培育起来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仍然深入人心。“我初中在相州中学毕业,师长中有不少相州王氏家族成员,1981年参加中考,最后统计结果显示,诸城总成绩前20名,地处偏僻的相州中学就有9人。”王宪明说自己也是相州一带重教传统的受益者。
“光相州王氏我知道的从事教师行业都不下百人。”相州王氏十九世王松魁颇为自豪地说,过去家族对教育重视仍然持续至今,“百年树人,教育应该走在任何前面。”
一直以来,王氏家族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关心宗族故里。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诸城连年灾荒,王沛憻在广西遥控指挥亲族赈灾,他给王沛恂、王沛隐等都写信建议,要求于城内施粥,并用“不有民,何有国?”来劝导家族中人救急灾民。
“诸城王氏很多人在朝则为官,居乡则为绅。”王宪明认为,乡绅对政治管理的非制度性参与,可能影响行政效率,但却可以大大节约行政成本。明清朝廷命官,至县级为止。知县总揽大权,下设县丞、典史、主簿、训导等各一、二员,机构并不复杂。
乾隆《诸城县志》卷九《田赋考》介绍“官俸役食”时写道,“共计一千八百二两七钱一厘四毫”。“白银价格我们一两折合三百元人民币,以此计算,清代全盛时期诸城全部管理成本,不过五十万元左右。管理队伍小,成本低,人民负担自然减轻。”王宪明说。
何以会有如此小的管理成本,则在于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县衙以下,并非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在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其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其中在编吃财政饭的不过数十人。其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他们不拿俸禄,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轮流担任,这一群体每县亦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其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一般每县数百名上千名不等。“像诸城这样的科举、仕宦大县,清朝中后期,乡绅数量要超过千人。”王宪明说。
乡绅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在于族内,还可以制约到地方行政权力的施展。在官绅合作管理的模式下,维持社会稳定实际上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明清时代诸城的“匪患”很少。而在几次捻军过境,抢掠诸城时,诸城王氏都积极抗捻保家,其间,山东巡抚甚至允许王氏以军法治乡兵,足见对其的信任。
乡绅阶层本来品流不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风采和局限,像《白鹿原》中关中大儒朱老先生那样的人祥物瑞毕竟是极少数,农村民主自治,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绝对不会和诗人描写的那样美妙绚丽。但古代官绅合作管理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王宪明希望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管理方式和管理文化的变化。
但无论管理方式和管理文化如何变化,总带有当地地方大家族的痕迹,有时这座城已经与大家族融为一体,人们因大家族记着这个城,或因城记着大家族。大家族过去的光彩与风气总能从现在这座城寻找一些痕迹。
走进诸城名人馆,一进门则是高大的舜雕像,就在二楼展示着不下5位诸城王氏的资料或者文物,王松魁说,只要市民浏览,他们就能感受到王氏曾经在诸城的影响,曾经为共和梦而奋斗,曾经为新中国建立努力,还有过去他们助学助人的故事,浏览后市民总会在心里留点什么,“哪怕再少,也有痕迹。”
也许王松魁的描述正如同记者所遇到的,当记者与当地司机、酒店服务员聊起来时,他们都知道诸城王氏过去对诸城的影响,“大家族”、“重视教育”、“帮扶乡里”,他们也许不知道这种影响也波及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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