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礼面前的这尊碑刻,记录着全国各地的琅琊王氏族人前来认祖归宗的事迹。
▼一片荷花掩映的孝河对岸,古称南仁里的孝友村就是琅琊王氏的故里。
赵静 黄淮学院
琅琊王氏是王姓显贵的代表,从汉代至唐代,千余年间琅琊王氏世代鼎贵,不仅有王祥这样流芳百世的孝子,而且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宰相。
琅琊王氏在西晋末年为避战乱移居江南。在侨居他乡的岁月里,由于人地生疏,又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何以能迅速崛起,成为首屈一指的门阀士族?
遍数祖先的典籍故事,琅琊王氏后人王友礼得出这样的结论:“入仕做官,这是琅琊王氏族人获得生存与发展最简便可靠的方式,做官是琅琊王氏子弟的首选职业,也是他们传承儒家之道的主要途径。”
琅琊王氏之所以能够世代为官,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大秘密。王瑞柱曾专门研究琅琊王氏为官之道,他说:“琅琊王氏历代做官者,都注重研究国家典章制度,以更好地服务于族中子弟入仕,这样就形成了祖传家学,叫做‘王氏青箱学’。”
《宋书·王准之传》中载,准之“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这便是“王氏青箱学”的由来和原始含义。其推出的《仪注》、《晋宋杂记》、《古今丧服集记》、《齐职仪》、《礼杂答问》等研究朝章国典、文物掌故、礼仪制度为主的官学著作,便是其内容的集中体现。
作为“王氏青箱学”的重要创建者之一,王彪之靠丰富的学识和梗直的人品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宰辅,其子王临之、孙王讷之和曾孙王准之俱得真传,也成为“王氏青箱学”的受益者。
后进的王弘也是“王氏青箱学”重要弘扬者,史载他“博练治体,造次必存礼法,后人依仿,谓王太保家法”。齐代的王俭则“留意三礼,尤精《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与礼教”,“朝仪就典,晋宋以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他身兼国子祭酒,其子、孙后亦任此职,“三世任国师,前代未之有”。
王瑞柱告诉记者,由于为官既是扬名显亲的有效方式,也是充满风险的职业,若不具备丰富的行政知识和官场经验,要取得皇室的信任并久居要职几乎不可能。因此,琅琊王氏中的有识之士认为,为官既要饱读诗书,掌握文史知识,还必须把从政当做学问来专门研究。特别是在那个朝代频繁更替的时代,原有的国家规章制度和行政体系往往在战乱中被破坏,新王朝的建立又急需新的典章制度,迫切需要官吏从事这项工作,琅琊王氏由于世代传承官学知识,顺利肩负起这一使命。
王瑞柱说,“王氏青箱学”实质是一种入仕从政的学问,类似今天的《行政学》,目的是教子弟如何行政。这一产生于乱世而又治理乱世的学问,用于国则统驭百官、治理万民,用于家则家兴族旺、子弟扬名。
实践证明,凡在政治上显贵扬名的琅琊王氏子孙,无不精通这一家传官学。“王氏青箱学”不仅帮助琅琊王氏在诡谲多险的仕途上站稳了脚跟,世代显达,同时,其推出的一部部官学专著和其他作品,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王氏青箱学’是解决朝廷面临重大疑难问题、维护王朝运行秩序的有力工具。”王瑞柱说,任何王朝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复杂问题,“王氏青箱学”包含的丰富历史经验和前朝掌故,帮助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东晋时王彪之利用“王氏青箱学”作武器,与图谋不轨的权臣桓温在皇帝废立、摄政、赐九锡等方面进行了几次尖锐斗争,有力维护了晋室的权威,保证了朝廷安定和行政有序。
“王氏青箱学”除了在江南传播,北魏孝文帝统一北方后,琅琊王氏族人王肃过江而辅,还让其在北朝顺利推行。
王肃为南朝齐雍州刺史王奂之子,王导六世孙,因避家难而奔北魏。他得“王氏青箱学”真传,深受孝文帝器重,史载孝文帝对他“犹玄德之遇孔明”。
王肃在北魏主要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协助孝文帝制定朝廷典章制度。《北史·王肃传》载:“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成自肃出。”二是为孝文帝改革官制。《南齐书·魏虏传》载,魏初以来,鲜卑人渐染华夏习俗,但“胡风国俗杂相揉乱”,不伦不类,难以有效行政,是王肃为北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凡九品,品各有二”。三是营建新都洛阳。四是协助孝文帝推动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如禁胡服、禁鲜卑语、改姓氏、用《周礼》制度确定度量衡等等,促进了民族融合。
王肃入仕北魏对后世影响极大,他不仅使“王氏青箱学”得以通行于南北,更重要的是为后来实现南北政权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王肃为北魏制定的典章制度,也成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
琅琊王氏 崇儒守礼 因俗而变
琅琊王氏是中古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家族之一,相比于两汉以来借助兼并土地、经营庄园而形成的士族大家,琅琊王氏家族在形成过程中更侧重于道德文化上的修养,家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不仅是琅琊王氏人文之盛的根本,也是家族门第的高贵标志。
崇儒守礼是琅琊王氏家风的重要部分。琅琊王氏家族世代学习儒家经典,《汉书·王吉传》载琅琊王氏先祖吉“少好学明经”,“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王吉不仅自己精通五经,还令子孙学习。除把儒学作为家学的主要内容外,琅琊王氏家族人士在生活中孝友恭恪,以身作则,弘扬儒家经义。王吉子骏妻死,但骏“因不复娶,或问之,骏曰‘德非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曾参为孔子弟子,华、元为曾参的两个儿子)。王骏在生活中自觉用前贤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认为自己和子嗣的德行皆无法与前贤相比,不应再娶。
由此可见,自汉代以来,琅琊王氏家族就深受鲁文化的影响,南渡之后依旧体现非常明显。如东晋始建,于“军旅未息”时,王导上书司马睿以为“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夫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要求通过恢复教育,整顿因战乱而废弛的纲纪人伦,这种主张得到晋元帝的嘉许,在东晋初年掀起一股儒学复兴的潮流。
儒学是琅琊王氏家族的立家之本,但简单禁锢于儒学,并不足以使家族在动乱中显贵。究其根本,正在于琅琊王氏家族的革新精神。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12“江左世族无功臣”条曰:“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履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与时推迁,为新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在中古纷纭动荡的社会中,琅琊王氏家族又将齐文化讲求革新、因俗而变的传统吸收进来,兼修玄释根据具体形势,及时调整行为,得以保存或提高家族利益和声誉。
王戎位列竹林七贤 善谈玄亦洞明世事
王戎为“竹林七贤”之一,年少时就以卓越见地受到魏明帝和阮籍等人赏誉。《晋书》载王戎幼而颖悟,六七岁时于宣武场观戏,猛兽震吼,“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
以青白眼视人的正始名士阮籍也对少年王戎称赞有加。阮籍本与王戎父王浑为友,但见过王戎之后,被其清赏的风姿所吸引,并与其结为忘年交。
王戎不仅风神远迈,还能洞明世事。少年时曾与“君儿嬉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竞趣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表现出了超出同辈人的识鉴。
入仕之后,王戎以善品评人物而著称,本传载:“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辄托疾不见。敦后果为逆乱。其鉴赏先见如此。”
通过对山涛、王衍、王敦等人的赏鉴,显示了王戎的人伦之识。对人物的准确评价,也使得王戎在政治事务中表现出远见卓识。
王导引佛入玄 为解佛义学外语
琅琊王氏借助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扩大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两晋之际,以王导为代表的南渡士人面对晋室衰微以及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大力提倡无为之风以寻求精神解脱,引佛入玄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琅琊王氏对佛教的推崇主要是通过结交高僧、兴建寺庙以及施舍金钱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以西域僧人帛尸梨蜜多罗为例,帛尸梨蜜多罗于西晋永嘉年间从西域来到中原,值乱渡江后以超迈的风神与卓出于物的妙谈深受王导赏识,《高僧传》卷一载:“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在王导的带领下,南方名士庾亮、周顗、谢琨、桓彝等皆为之倾服。为了更好地理解佛义,王导还学习胡语。
对于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人士在佛教传播中的作用,著名学者汤用彤认为:“南朝士族,首推王谢。晋司徒王导,奖进僧徒,与江东佛法之兴隆颇有关系。”
家族书家辈出 不止一个王羲之
魏晋之后,中国书法才发展成为一种标准的艺术,这一时期人们对书法的重视远远超越其他艺术门类。在这种时代风尚下,琅琊王氏子弟世习书法,以卓越的书法成就备受后人称赞。
祝嘉《书学史》附录一列东晋书家一百十三人,其中琅琊王氏家族成员有二十人,约占整个东晋时期百分之十八,其家族善书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其所擅长包括行书、草书、楷书、篆书等各体书艺,甚至连家族中的女性也学习书法。
尤其南渡之后,琅琊王氏家族中善书者比比皆是,除王羲之、王献之外,另有王珉“善习书”、王廙“工书画”、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效仿,家藏纸贵”、王微“工书”、王僧祐“工草隶”、王僧虔“弱冠,雅善隶书”等。值得一提的是,萧梁王褒书法与顾野王画被人称为“二绝”,被俘入北后,连北方的书法家都转学王褒之书,其书法之绝妙可知。
据《魏晋南北朝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研究》(赵静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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