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江苏南京,参观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观看幸存者照片。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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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数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目前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0多人。于是,记录下亲历者亲眼见证的历史往事,成为一件颇为迫切的事。
7月6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启动了南京大屠杀遗属登记活动,此前,官方和民间的记录者们,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调查早已经展开。
或许只有这些钻入历史深巷的人才能明白,守住一段记忆所要经历的困难,以及伴随其中的种种情绪。但这些幸存者和幸存者遗属心中,难以触碰的个人伤痛,成了历史记忆传承的一个难题。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幸存者仅100多人
不管以何种形式纪念抗日战争,对这段历史的维系和铭记,都需要通过记忆的传承。
除了历史教科书和各种档案记载,这段历史幸存者的群体记忆,显得尤为珍贵,因为他们当时就在现场。就像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群体,不少老人身上的伤疤还清晰可见。
近年来,国人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群体已不再陌生。
85岁的南京市民夏淑琴,在南京大屠杀中,全家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当时年仅8岁的夏淑琴身中3刀昏死过去而幸免于难。
2004年,面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的言论,这位可敬的老人毅然采取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名誉权和中国人的尊严。
2012年,她赴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参加“证言集会”,向当地民众讲述当年亲历的南京大屠杀。
与夏淑琴等幸存者同样可敬的,还有写下幸存者亲历南京大屠杀过程的记录者们。他们是一群和时间赛跑的人。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大多已80岁以上,人数越来越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0多人。于是,记录下亲历者亲眼见证的历史往事,成为一件颇为迫切的事。
南京市民费仲兴就是记录者群体中的一员。
“我之前也不是研究历史的,而是教数学的。”7月16日下午,费仲兴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从2001年着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调查,起因纯属偶然。
从1983年起,费仲兴一直在南京炮兵学院数学教研室任教,学院位于南京市东郊的汤山街道,这里曾是国民政府的陆军炮兵学校,俗称汤山炮校。
不少学生对学校此前的历史并不了解。2001年4月,有学生提出,希望费仲兴给他们讲一讲学校前身的故事。费仲兴查阅相关的档案后发现,能把这段历史讲清楚的资料并不多。“我就想,附近农村的老人们应该会知道。”带着对校史的疑问,费仲兴开始向这些老人们讨教。
老人们的回忆传递给费仲兴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2001年5月的一天,宕山村年近80岁的崔广荣对费仲兴说起,75年前的春节,炮校附近的村庄曾被日军放火焚烧。
“闻所未闻。”费仲兴说,他获得的大量信息中,最多的居然是日军在汤山8年屠杀当地百姓的故事,“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费仲兴直言,他此前对南京大屠杀的定义停留在侵华日军在南京城内及城区的长江南岸进行的血腥屠杀,而汤山地区发生过集中屠杀史实从来不在自己的认知范围。
未知的信息进一步勾起了他调查的兴趣,调查重点也从校史转向了汤山地区所经历的大屠杀。
2001年开始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费仲兴还要授课,只能做些零散的调查。
2004年退休后,他开始集中精力做这项调查,“再不搞清楚就来不及了。”
当年得以见证历史的老人,有些已经逝去,这也让费仲兴感觉到时间的紧迫。因此,只要时间和天气允许,费仲兴都会一早出发,到附近村里打听80岁以上、听力尚好、也较为健谈的老人。
5年多的时间里,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费仲兴的调查范围也逐渐扩大。
“原汤山镇、上峰镇和麒麟镇的农村地区,基本上去过一遍了。”费仲兴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几年下来,他走访了汤山地区35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选取的样本数量足够大,才能把面上的情况搞清楚。”作为一个数学研究者,费仲兴不改本色。
记忆传承难题
费仲兴多年的调查填补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一块空白,也是在他不懈地坚持下,这些幸存者的故事才得以面世。
2002年,费仲兴把自己汇总、整理出的调查报告,第一次寄给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当年11月,张连红在为江苏省政协主办的《钟山风雨》组稿时,介绍了费仲兴写成的《南京汤山日军暴行调查实录》。
“由于该文是学术界第一篇揭露日军在汤山暴行的文章,所以刊发后很快就引起了反响。”张连红在文章中回忆说。
实际上,费仲兴属于从事口述历史调查工作的后来者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号馆内,一本名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的书,可供游客在1小时的时间内免费观看。
出版于1994年、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主编的这本书,选取了642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资料,这些资料出自南京1984年和1990年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的普查和复查工作的记录。
记录者前赴后继的努力,为的是守住历史的记忆和传承,也是为了更深入地探寻历史的真相。而随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群体的不断逝去,新的记忆传承问题又摆在了现代人面前。
朱成山曾在文章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懂得曾经的历史惨痛,不懂得历史上的国耻和屈辱,不知道居安思危的深刻含义。
针对幸存者群体数量减少,以及所带来的传承问题,7月6日,大屠杀纪念馆启动了南京大屠杀遗属登记活动。朱成山表示,纪念馆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遗属、幸存者的后代对那段历史较为熟悉,长辈们当年悲惨的受害史,往往随着他们的讲述,印入后人的记忆中,成为历史传承下去的又一重要途径。
在这次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说,从有记忆开始,自己的外婆就常讲到她当年的悲惨遭遇。令人愤怒的是,日本右翼分子却“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再否认侵略历史。因此,她一定要一代接一代地将口述历史传承下去。
与民间相对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抗日战争相关纪念活动的支持和重视。在“七七事变”77周年纪念日当天,达到了一个几乎从未有过的力度:习近平出席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史专家苏智良说,在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爆发“逢五”和“逢十”的纪念年份,纪念活动会比较大。而在普通年份,也会有高规格的官员出席,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非常少。类似今年这种普通年份,纪念的规格如此之高,极为罕见。他认为,这与今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有关,亦受到目前东北亚形势、特别是日本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的影响。
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一脉相承的,还有国家公祭网的上线。7月6日,当90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高山按下启动按钮,对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纪念活动打通了线下到线上的阻隔。
难以触碰的伤痛
即便出发点是为了历史、真相和传承,可每一次口述调查难免会触碰到幸存者心中的伤痛。
“我的母亲已经去世3年多了,她的故事我也不想再提了。”7月12日,当齐鲁晚报记者拨通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遗属的电话,对方听完记者的来意后,礼貌地拒绝了采访。
7月11日上午和下午,齐鲁晚报记者两次来到栖霞区的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中走访,可敲门时始终无人应答。11日傍晚时分,与该幸存者住在同一单元的邻居告诉记者,老人应该是出门锻炼了,并建议记者晚点再来。
而当小区居民陆续结束锻炼回家休息时,记者试图再次登门拜访,仍无人回应。情急之下,记者留下名片,以期能与幸存者及其家属建立联系,并表明了第二天再来拜访的意愿。
7月12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第三次来到该幸存者门口时发现,名片已被收起,而敲门仍无回应。
这或许能代表一部分幸存者的情绪。
费仲兴在调查中也发现,南京大屠杀的惨痛经历,或多或少地在幸存者心中留下阴影。“有位曾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老人,现在提起侵华日军来还会害怕。”
费仲兴说,更有老人直到现在都不敢看电视剧中侵华日军行凶的画面。
此外,费仲兴还在调查中发现,对于父母的苦难,能写成文字材料的实属罕见。“1964年前后,我国曾进行过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让老百姓忆苦思甜。”
费仲兴说,虽然基本上每个生产队都组织过,不少幸存者也讲述过自己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但形成文字材料的基本找不到。
“如果能形成记录,数量应该非常多,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是对此前宏观视角下的历史教育最好的注脚。”费仲兴说。
作为一个民间记录者,费仲兴深知调查的不易。“交通是否便利,幸存者的身体条件和精神条件如何,调查者是否熟悉幸存者所在地的语言及生活习惯都是问题。”他把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数得非常细致。
在费仲兴深入汤山农村地区调查之前,南京市的研究者和少数日本友好团体也曾在这一地区做过调查。“因为交通不方便,语言交流上的种种问题,这些调查并没能取得太大的成果。”费仲兴说,还有媒体在看到他的研究成果后,接着赶赴汤山采访,但他仔细看完节目后发现,一些细节上出现了错误。
“还要有毅力,能下功夫。”费仲兴说,在长年的调查生活中,采访、记录、整理汇总及电子文档录入,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完成。“曾经有学生觉得我做的工作很有意思,就跟我到农村去调查,结果去了一两次就放弃了。”除部分学生因为“听不懂”老人讲话而放弃外,也有部分学生无法忍受奔波之苦和记录工作的繁琐。
对于新开启的遗属登记工作,他持乐观谨慎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有总比没有强,但他们也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希望我的经历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借鉴。”
本报深度记者刘德峰邮箱:liudefeng44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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