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教育专家孙云晓: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应负起责任
要对农民工进行亲子培训
2014年07月23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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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云晓 (受访者供图)
“留守儿童越来越成为一个极易受伤害的群体,甚至他们也会轻易去伤害别人。”7月20日,著名儿童教育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一再强调要弥合父母与留守孩子间割裂的亲情,“教育的核心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的人格,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关键在于爱和教育。”
本报记者 张红光 实习生 高依然
个人简介
孙云晓,1955年生于山东青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总编辑。1993年发表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指出中日青少年素质差距,引发了热烈持久的教育大讨论,推动了教育改革。他的一系列教育观点影响重大,如“教育的秘诀是真爱”“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良好习惯是健康人生之基”“德育为何成了一壶烧不开的水”等。
缺少父母关爱,会导致不懂得爱别人
齐鲁晚报:您研究青少年问题已经40多年了,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您觉得这几年有什么新变化?
孙云晓:留守儿童群体这几年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第一是群体性特征开始显现。留守儿童越来越成为一个数目庞大且极易受伤害的群体,因为他们监护力最差,所以受到的伤害也最多；第二,留守儿童内部出现了团伙犯罪以及伤害,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第三,现在留守儿童在心理上受到双重伤害,一方面是孩子缺少亲情才投入陌生人“温暖的怀抱”,另一方面他们有可能受到暴力、胁迫的伤害,这比过去单纯受一方面的伤害要严重得多。
齐鲁晚报:全国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孙云晓:是啊,我国现有留守儿童6000多万,其中200多万是“独居”的留守儿童,自护能力很差,处境最艰难,生活也最危险。山东省的留守儿童有60多万,这个数目也不小。说实话,留守儿童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齐鲁晚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特点?
孙云晓:青春期的儿童,当然也包括留守儿童,往往比较敏感、叛逆,因为他们需要用这些来掩盖内心的恐惧、害怕等。这个阶段,他们极度渴望得到家庭的温暖、父母的爱,如果在家里得不到关爱,他们就会到社会上寻求温暖,很多社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比如这几年留守儿童被性侵事件不断增加。
齐鲁晚报:因为得不到,所以要寻求弥补。
孙云晓:是的。专家们在研究中发现,孩子在12周岁之前能否和父母建立起亲密的依恋关系,对孩子一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至关重要。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在于割断了亲情,得不到本该拥有的父母的爱,难以建立亲子依恋关系,这会对孩子造成终生的严重影响。
虽然全世界对于未成年人专门设立法律予以保护,可现实情况是,本应作为第一监护人的父母没有尽责,大部分将他们委托给老人,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齐鲁晚报:老人对孩子再好,都无法替代父母的角色,对吗?
孙云晓:哈佛大学研究发现,人生下来后有两个发展方向:第一是亲密性,母亲有天然的优势；第二是独立性,则是父亲的优势和责任。妈妈带大的孩子性格细腻、温柔,爸爸带大的孩子性格独立、勇敢、顽强。所以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联盟,婴幼儿阶段家庭教育以母亲为主,上小学时父母责任各半,孩子上到中学,母亲影响力开始下降,父亲影响力开始上升,因此中学阶段要充分发挥父亲的作用。
齐鲁晚报:没有父母在身边会怎样?
孙云晓:孩子的成长特点是,年龄越小情感支持系统要求越高,父母的远离则会导致孩子的情感支持系统变得脆弱,这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对衣食住行照料不周会让孩子情感荒漠化,缺乏父母的关爱会导致他们不会爱别人,他们内心无法真正体会“爱”与“被爱”的滋味。
12到15周岁是最容易出问题的阶段
齐鲁晚报:给人的印象,好像留守儿童对外界诱惑的抵抗力特别弱,一点小恩小惠就被迷惑,为什么?
孙云晓:首先,“留守儿童”这个定义本身,很多人都是反对的,孩子们自己也不愿意被贴上这个标签。第二,12到15周岁是留守儿童最容易出问题的阶段,正处于青春期,同伴对于孩子的影响力远超过父母和老师,孩子最渴望的是得到同伴的接纳和认可。因此,在这个阶段,价值观起到了核心作用,选择什么样的朋友,要走什么样的路都由价值观决定。
齐鲁晚报:但是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的价值观可能并不明确。
孙云晓:是啊,未成年人偷窃、抢劫,流动儿童犯罪率升高,就是因为价值观不明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曾经对山东未成年犯管教所的未成年犯做过调查,其中,半数以上在12周岁就开始偷东西,他们认为能偷是一种本事,是非观念上颠倒了；80%的未成年犯有过逃学、看淫秽色情视频、出入成人娱乐场所、打架斗殴的经历。我在研究中还发现,有60%的未成年犯,15周岁开始就有性行为。
齐鲁晚报:青少年时期的价值观真的如此重要?
孙云晓:习总书记很形象地说,青年人一定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强调的就是价值观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有一个特点和规律,就是往往由受害者转为施害者。比如孩子被人抢钱后,他因为孤立无援就想依靠别人抢回来,投靠一个厉害的“老大”,从而进入黑势力团伙。别人抢我的东西,那我就抢别人的东西,这种孩子的思维一定需要引导。因此,父母和学校要特别关注被别人打骂羞辱的孩子,以及事后的引导与干预问题。
齐鲁晚报:应该怎么干预他们呢?
孙云晓:首先,要给孩子支持,告诉他这种事是别人做得不对。其次,一定要告诉孩子不能“以暴制暴”,别人做错了,但是你自己不能用同样错误的方法去对待他,要用正确的方法对待错误的事。对于未成年人,教育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齐鲁晚报:方法很简单,但在我们的实际采访中,似乎家长和老师能做到的并不多。
孙云晓:城市里很多学校都在开设思想品德课、社会课、政治课、心理健康教育课等,但在农村学校,这些形同虚设,主要是农村学校的师资极为匮乏,专业心理指导老师寥寥无几,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限制,这确实是个问题。
农民工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就很了不起
齐鲁晚报:针对留守儿童出现的这些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
孙云晓: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责任。从家庭教育来说,父母要尽可能把孩子带在身边,这也是目前解决此问题的最佳选择。如果父母亲确实有困难,那也要找有监护能力的人对孩子进行监护。作为父母平时要和孩子密切联系,尽可能多回家,寒暑假也尽量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毕竟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父母对孩子那分特有的关爱。
从学校教育来说,一定要对孩子有积极的引导。我在调研中了解到,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寄宿制学校,就是为了集中对留守儿童进行监管。而这样的学校如何给孩子提供既有安全保障又丰富多彩的生活,需要尽更多的责任和努力。
从社会角度而言,在政府领导下,应多发动各方力量关注留守儿童,建立多种组织来关爱他们,推动社会留守儿童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有关伤害留守儿童的案例频繁出现,就暴露了我国多地公检法存在一定问题,之前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如果各个层面都能切实履行好职责,就会形成一个严密的保护网,伤害未成年人也不会那么容易。
齐鲁晚报:在这三个角色中,家庭、学校、社会哪一个对孩子影响最大?
孙云晓:法律解决的是底线问题,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是发展,而对发展起根本作用的是教育。教育孩子最主要是告诉他们如何做人,也就是价值观,要让孩子明辨是非,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种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等都要给予的,这对孩子的一生极为重要。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哪个角色的问题?
孙云晓:社会给予的关注是必要的,但是根本问题一定要解决,就是父母一定要给予孩子关爱,增加亲情。农民工进城前后一定要对他们进行亲子关系的培训。培训在政府部门规划下可以由多方一起做,唤起家长对孩子的责任心,教给他们方法。
我在全国各地给农民工讲过不少课,我对他们说:“你们能把孩子带到身边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应该给你们发一个大大的奖杯。”他们为了改变孩子的命运,不顾自身困难把孩子带在身边,这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同时,企业在录用工人时优先选用家里有未成年人的父母,这也符合国家对于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保护的要求。解决家长问题是目前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最迫切的问题,也是第一环节。
齐鲁晚报:谁都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但对这些进城务工人员来说,确实有现实困难,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孙云晓:对于留守儿童过于集中的地区,我认为当地还是要多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投入,在本地开发项目,让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尽量让其在家附近工作。这样也可以和我们国家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需要的劳动力状况统一起来。
齐鲁晚报:除了父母,整个社会还能为留守儿童做些什么?
孙云晓:我也知道要做好难度很大,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加强管理保护。我的具体建议是,国家应该投入专门的经费,对留守儿童所在学校的老师进行培训,让他们作为引导教育保护留守儿童的骨干。因为这部分老师最熟悉学生的情况,懂得如何教育他们,与其让别人来对孩子进行教育,不如让老师做更合适。我认为国家投入这一笔钱很值得。在我看来,教育的核心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的人格,只有健康人格才能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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