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陶县留守儿童学校的孩子们。该校353名学生,有330多人是留守儿童。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然而现实中,这四个圆圈的作用实在有限。据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审庭法官于莉讲,菏泽一名留守儿童参与打架斗殴,被判缓刑需要监管,可孩子父母离婚,没人管他。于莉就找到村委会,村委会也拒绝监管孩子,“如果他学坏了,我们可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当家庭、学校、社区甚至社会每一个圆圈都有自己的无奈和放弃,圆圈的缺口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张洪波
实习生 董兴生 付晓晓
“饥渴”的学习
为期三天的“有爱不孤单——培训乡村教师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结束。用“饥渴”二字来形容此次乡村教师参加培训的态度,只有不足,绝不为过。
在7月28日、29日进行的五场培训中,每场时间是两个小时,但场场都被迫拖堂。7月28日的培训结束时已接近晚上7点,但老师和读者依旧不肯散去,围着专家拷课件、要电话、问问题。德州市齐河县祝阿镇八里中心小学的校长甚至一路小跑追到报告厅外,希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还能解答自己的疑惑。
很多乡村老师都是头一次来省会济南,有的老师早上4点半就起床去爬千佛山,去看朝霞中喷涌的趵突泉,然后再跑回来上课。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次培训机会,五堂课,有的老师竟然记了满满一本子的笔记和心得。
“很想把事情做好,但总觉得知识不够用,这次好不容易能跟专家近距离学习,就想多学点东西回去讲给学生听。”聊城市朱老庄镇杜庄小学教师徐一土并不在免费培训名单里,但她自己来到济南,借住在亲戚家,一堂不落地听了所有讲座。
“今天才知道,法律还有规定,跟14岁以下女孩发生关系会犯强奸罪。”一名老师告诉记者,连自己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去教学生?
“每年暑假,我都会嘱咐学生要注意交通安全,别去水库、湖里游泳,但关于青春期尤其是防性侵的知识,我一直想对他们讲,但从来没说出口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毕竟,讲完了之后我和我的学生还是要见面的,那会感到尴尬。直到这帮孩子六年级毕业那一天,我才说出口。”聊城东昌府闫寺中心小学教师张福文沉默了很久,才终于继续下去,“最后那节课上,我对孩子们讲,你们已经到青春期了,女孩子要来月经,但不要害怕,这是正常情况,将来你们也会喜欢男孩子,这也很正常。说完这些,我心里突然感觉一阵释然。”
原来“狼”是这样
在培训活动开始前,最让人担忧的是“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冯建红的讲座,因为她主讲的题目是《小学生如何防性侵》。
冯建红提出希望能有40个左右的孩子到现场听课并参与互动,随后,记者联系了多所学校,但一听说是防性侵的课程,不少都婉言拒绝。最后,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表示可以接受,并带着40名小学生,在老师和一些家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培训会现场。
连城里的学校都对防性侵课“谈虎色变”,可想而知,在乡村学校中,这又是一片怎样的荒漠。
可当“狼”真的来了,孩子们的反应却又大大出人意料,他们非常踊跃地参与互动,争抢着回答冯建红的问题,将老师教的几句防性侵话语背得响亮而熟练。之前感觉“如临大敌”的老师和家长们,在培训后甚至表示,“其实还可以讲得再深入些,感觉不解渴。”
7月30日,专家分别前往聊城市高新区许营镇中心小学和菏泽市定陶留守儿童学校。在许营镇中心小学,孩子们以留守儿童为主,他们对冯建红的防性侵课同样踊跃参与,接受起来并不困难。于是有老师感慨,也许我们平时不是想得太少,而是想得太多,做得太少。
“如果要给学生进行防性侵教育,最好是学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或者规划,如果老师擅自给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很多学生甚至家长会觉着你作为老师,不好好教学,为什么教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许营镇中心小学老师张东红对记者说,这类课程也不会记入学校对老师的考评,因此在他看来,只有从主管单位到学校到老师,从上而下去推进,才能有效地实行。
6000万孩子“赌”未来
那谁来做这些呢?
近几年来,媒体和社会年年关注留守儿童,倡导大家关爱留守儿童,在暑假和春节期间尤为集中。可这种关注,常常集中于选择部分留守儿童进城开阔眼界,与城里孩子结对子,或者爱心企业和社会团体做爱心捐赠等形式。而对于乡村教师的培训,目前全国只有西部阳光基金会、崔永元基金会等寥寥几个民间团体在做。
可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到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文新介绍,有60%的留守孩子心理存在问题,有的孩子甚至直言恨自己的父母。
“媒体和社会都在呼吁关爱留守儿童,但实际上,我们是关注挺多而实际效果有限。现在这种关爱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缺少系统规范的项目,缺乏从国家和地区层面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干预和科学指导。”张文新深感任务艰巨,“这6000万孩子,他们的水平,20年后会左右着我们社会的素质。”
“把孩子带在身边,或者经常回去看看,说句实话,我没那么多钱。”“学生离开学校后,回不回家、家里情况怎么样,就不再归学校管,当老师的总不能去干涉人家家庭隐私吧?”在培训中,不断有家长和老师对专家诉说他们的苦恼和无奈。
“当家庭失灵,谁来保障儿童权利?”在培训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老师宋雁慧抛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在农村,个人生存发展权益是靠家庭和家族力量来解决的,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特征之一,但这是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相悖的,要用社会和国家的力量去解决个人可能遇到的困难,这才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重中之重。
国家要托底
“留守儿童福利需要国家去解决,关键还是要制度保障,要国家的重视和实质性的支持。”宋雁慧说。而类似的观点,培训会上多位专家都提到过。
“学校、社会和政府要联手建立社区儿童保护体系,推进制度建设,是解决儿童问题的根本。”童小军说,“产生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和家庭监护的缺失。对待留守儿童问题,要从国家监护的角度,监督和支持家庭履行监护职责,完善国家监护的托底机制。”
张文新认为,留守儿童的权利有赖立法保障,没有立法,就很难均衡化。比如有财力的省市可以有更大能力关爱留守儿童,而在一些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更多,却住在大山里,谁又来关注他们?就像在贵州毕节,5名留守儿童被活活闷死在垃圾箱里,因为没有立法,谁都难以被追责。
“在上世纪80年代,挪威有两个孩子被同学折磨死了,挪威马上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欺负运动,随后进行了立法,以至于一个学校如果没有制定详细的反欺负政策,就是违法的。”张文新认为,立法才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缺乏制度保障,装进这个大框子,那不就意味着问题无解了吗?”讲座结束后,有教师跟童小军这样交流。
“为什么这么没信心呢,”童小军露出一丝微笑说,“我2005年刚从美国回来时,大家对儿童权益保护还很陌生,对我的很多观点表示惊讶,我也特别受人冷落,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请我去讲,我们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也承担了很多课题,我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一直在推动国家层面对儿童福利保障进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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