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战改写的中国历史
2014年09月29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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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李肇星赴法国参加一战百年纪念活动,并向一战华工墓地献花。
  1917年中国宣布参战后,中国劳工在青岛集结,准备前往法国从事后勤工作。
  一战期间,中国14万劳工赴欧洲以“以工代兵”的方式参战。
     一战及以后召开的巴黎和会,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熊熊怒火,10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此带领中国人民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历史就是这样奇特,谁也不会想到,100年前,远在欧洲的“一战”与东方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如此紧密的联系。一战的发生,改变了当时的中国,也改变了以后的中国。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战胜国的遐想
  一战又称“欧战”,按说和中国关系不大,然而1914年大战爆发伊始,就在中国内部产生不小的涟漪。由观战、中立、纠结到最后参战,中国很快由大战的“旁观者”变成了“当局者”。不过,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面前,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不得不看别人的脸色,被列强牵着鼻子走。
  为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日本早已“摩拳擦掌”。1914年8月,日本不顾中国反对,以对德作战为名派兵沿胶济铁路一路西进,随后占领青岛,并很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对此,袁世凯曾指示当时的谈判代表陆徵祥“尽力拖延”,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陆徵祥,硬是将对日谈判从1915年2月2日拖到了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然而,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此时的日本视一战为扩张在中国权益的良机,岂会轻易放弃到手的“肥肉”。中国5月9日被迫接受“二十一条”,这一天也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国耻日”,以致年轻的毛泽东奋笔疾书,写下了《明耻篇》:“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不过,“二十一条”的耻辱只是个开始。后来的巴黎和会,则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学子们积郁多年的怒火彻底点燃。伴随着“火烧赵家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一战爆发后,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羸弱的中国已很难严守中立,独善其身。1917年8月14日,当时的段祺瑞政府选择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而这绝非一时兴起。正如《中国与大战》一书的作者徐国琦所言,参战是当时政府领导人、外交群体和知识精英审时度势的结果,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主动尝试,至少国内知识精英梁启超、陈独秀、张君劢等都主张中国参战,加入协约国战团,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收回中国失去的国家权益,进而乘此时机,寻求中华民族的复兴机会,从根本上摆脱列强的束缚。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也认为,1911年在清王朝崩溃基础上的建立起来的中国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国际激流的漩涡,这是一种危险与希望并存的现实。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签署投降书。消息传来,国内一片欢腾,全国放假,上万人上街提灯庆贺。中国成了战胜国,这自鸦片战争以来还是第一次。尤其是理想主义者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更让怀揣“废约”梦想、“公理战胜强权”主张的知识分子对战后中国的未来充满遐想。
巴黎和会上被泼冷水
  当时中国人的“乐观”可以从出席巴黎和会的人数看出来。1919年1月,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主持召开巴黎和会,安排战后国际秩序。当时中国按战胜国“第一等级”的规格,派出5名正式代表。而到了巴黎才发现,中国被排在了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有2名正式代表与会。
  “弱国无外交”,中国代表团参会前拟定的废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等内容的一揽子提案并没有得到支持,山东反而“危在旦夕”。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一战后刚刚开启的融入国际社会的希望之门,就这样在异国被关上了。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如兜头一盆冷水,将中国人彻底浇醒。虽然参战后中国没有派出军队,但却前后派出14万劳工,他们在战场上挖战壕、筑路、救护伤员,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待遇甚至不如战败国,国人的“被剥夺感”可想而知。
  1919年5月4日,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涌到天安门广场,抗议巴黎和会对待中国的不公。其实,一战的第二年,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就开始了。五四运动影响了此后中国百年的思想走向。
  一战末期,沙皇俄国崩塌,最终取而代之的是,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以列宁为首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于是,‘社会主义’成了知识分子日常谈话时最时髦的热词,‘以俄为师’则成了没人能抗拒的历史潮流。1918年9月,一战接近尾声之际,一个年轻人从长沙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他就是毛泽东。
  “我很快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后来回忆道。
余音未绝:
改变了的中国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建标看来,中国参加一战绝不应看做是一次单纯的外交行为,它对中国的内政、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战期间,列强忙于战争,放松了对华经济垄断和控制,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据统计,大战前1903年至1908年,中国平均每年注册工厂为21.1家,1913年至1915年平均为41.3家,1916年至1919年平均高达124.6家。1912年至1920年,中国近代工业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3.8%,是1912年至1949年5.5%的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多。以一战为标志,中国近代经济开始了新一轮飞速发展,形成了一次新的工业化浪潮,注入了更多的近现代元素。经此发展,国家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形成。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920年,中国产业工人达到200万。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经过28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一战是残酷的,它是西方几个大国长久推行均势政策的结果,是一次“失败的大战”。然而,对中国来说,一战的历史作用又是巨大的,它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第一次主动尝试。从此,中国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国际化征途。
  在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志学看来,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于1919年9月10日签署对奥地利《圣日耳曼和约》,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标志着中国已经加入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者行列。
  “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始于此,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始于此,中国政府参与国际事务始于此,中国此后的废约运动,并最终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而达至完全之民族独立亦始于此。”李志学说。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郑大华教授则认为,一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至深至巨,至今中国思想界思考、争论的许多思想文化问题,也都发端或启源于这一时期。
  马建标认为,一战导致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结构发生深远的变革,迄今仍余音未绝。更有人说,如果没有远在欧洲的一战,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将完全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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