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五国领导人握手。
IMF总裁拉加德2014年6月曾谈及该组织总部可能从华盛顿搬到北京,以呼应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2014年G20峰会将于1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在渐进式地改变着。从G20崛起,到IMF、世界银行改革,再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逐渐提升,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
本报记者 张文
越来越重要的G20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受到世界瞩目。在国际事务中,它们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即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家在内新兴经济体,和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了七国集团(G7)或八国集团(G8)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生的G20,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强势崛起。它使新兴经济体第一次能与发达国家平等地讨论国际经济事务,也反映出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如今的G20中,新兴市场国家已占据半壁江山。
从2008年第一次举行G20峰会至今,G20在全球治理中的投入和创新不断增加。通过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争取,举步维艰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了重大突破。2009年,G20峰会关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达成共识: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至少5%的份额、世界银行3%的投票权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并承诺将补充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源,进一步推动世界银行改革。
这些实质性的进步,都标志着G20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治理的主导平台。
IMF给美国设定时间表
9月11日晚,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来自中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再次敦促美国推进IMF改革方案,并为美国通过相关改革设定了最后期限:2014年12月31日。
早在2010年12月15日,IMF就批准了涉及其份额和治理改革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IMF的总份额将增加两倍。新兴经济体将从发达国家手中获得6%的份额。其中,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当数中国。按照方案,中国的份额将从3.996%增至6.390%,成为IMF第三大份额国。此外,方案中对执行董事会的改革完成后,欧洲国家将向新兴经济体让出两个席位。
这份提升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话语权的方案,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消长。不过,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已通过相关法律议程的情况下,改革进度在美国这一关止步不前。虽然美国政府也在2010年修订了IMF的改革方案,但并未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美国独占IMF投票权的16.5%,拥有绝对的表决权。朱民称,美国国会没有积极遵循国际谈判的结果,让IMF和其他成员国非常失望和不满。如果2014年12月31日前,美国国会仍不能通过相关方案,IMF将不得不绕过美国,增加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股权。
朱民说,为了IMF的权威性,这一进程必须推进。实际上,如果IMF不能及时扩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该组织自身也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存在价值也会削弱。
金砖银行提供新选择
今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峰会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其间正式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初始资本1000亿美元,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银行总裁由各国派人轮流担任,首任总裁来自印度。
至此,占全球陆地面积26%、占世界人口42.6%、占全球经济总量21.1%、占全球外汇储备40%的金砖国家有了首个跨区域的国际金融组织。
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由欧洲主导的IMF,代表着美欧主导的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IMF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二战后受创的欧洲重建。尽管二者也试图做出一些改革,但因为阻力重重而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达24.5%,但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五国在IMF一共只有10.3%的投票权。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给力”,金砖国家自然会选择另辟蹊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不仅能为金砖五国自身的长远发展提供资金基础,还可以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利息较低的长期贷款。在世界银行和IMF之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选择。更有评价认为,这将是世界金融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将开启自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全球金融秩序再平衡的新时代。
“挑战”而非颠覆
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在许多国际事务上都有所体现。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由发展中大国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力挽狂澜,促成《哥本哈根协议》出台。协议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升高不到2℃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也必须实现。这令有“全球气候领袖”之称的欧盟大为逊色,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增大的话语权。
2013年9月1日,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总干事,他也是首位来自金砖国家的总干事。如今,WTO的159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成员是新兴经济体。
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发起的“挑战”,还不足以颠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从“抱团”的国际组织来看,G20峰会越来越成为多边协作的重大机制,但自身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它每一次决议能否推行,都面临重重挑战。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值得喝彩,但它想要成为一个和世界银行、IMF分庭抗礼的新机构,现在也只是刚刚起步。
角力还在继续。在已经进行了13年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因为发达经济体与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分歧,至今只在2013年12月7日达成了“巴厘一揽子协定”,这份WTO成立18年来多边谈判的“零突破”来之不易,也只是为多哈回合谈判递上了一块“垫脚石”。
2009年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虽然表达了各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提出建立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气候基金,但仅仅是一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政治协议。9月23日,2014年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解分歧,仍是博弈的焦点。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美国、欧洲主导力量的消退,将继续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中展开较量。罗马并非一日建成,而帝国也不可能在一天里倾覆。未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还将长期处于过渡和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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