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过度消费的萧红
2014年10月1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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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吉祥
从遇冷到“萧红热”
马兵对最近的“萧红热”有点纳闷,任教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他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即便在中文系的课堂上,萧红也不是老师重点讲解的现代作家。“学生对萧红了解不多,也主要和对她的作品了解不够有关,在中小学语文的常规阅读里,萧红基本是被排斥在外的。”马兵说,比起鲁迅,萧红的书更多出现在扩展阅读的书目里,只有一篇《火烧云》入选了小学课本。
萧红的文学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马兵说,在萧红成名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萧红的评价比较高。据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著名教授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介绍,1935年,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在上海出版时,鲁迅专门为之作序,胡风也写了跋。鲁迅在序中写道:“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好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则充满激情地指出《生死场》“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蚊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死而生了”。两位名家的序与跋,使上海文坛接受了《生死场》,也使24岁的萧红一夜成名。
1949年后,萧红逐渐被淹没在现代作家群里。尽管被归为左翼作家,但萧红算不上代表,她很少参与政治生活,除了《生死场》,她的多数作品特别是代表作《呼兰河传》却是与这一题材游离的。当萧军等左翼作家在作品里讲述斗争、抗战时,萧红的小说却在关注家乡,左翼作家以文为戈共赴国难时,萧红潜心于回忆,创作出了描写童年记忆的《呼兰河传》。茅盾在为《呼兰河传》写的序言里曾批评:作者写这些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文学只是比较肯定萧红早期的《生死场》,“因为那是鲁迅肯定过的”。而更能代表萧红文学地位的《呼兰河传》却被冷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萧红的评价不是很高,当时是把她放在左翼作家群里评价,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萧红的文学评价越来越高。”马兵说。这一时期思想界流行的是“告别革命”,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斗争、革命,左翼作家遭到贬低,这恰恰让萧红的作品脱颖而出。“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对女性、饥饿、生存的体验有不一样的视角,特别是她独特的叙事方式,在写法上提供了非常有操作的范式。”马兵解释。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萧红推崇不已,他称赞萧红的叙事手法是一种“注册商标式的优美简洁的文笔”。
作品被忽视,私生活被无限放大
“在《黄金时代》上映之前,学界也有一种声音:‘萧红是不是被过度拔高了?’”马兵说。
借助电影的推广与宣传,萧红的名声越来越大。在银幕上,萧红的情感经历在近百年后再一次“示众”。在《黄金时代》的宣传海报里,萧红被塑造成一个“想爱谁就爱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民国独立女性。
学者张耀杰在一场读书会上批评,《黄金时代》导演许鞍华借萧红之口编造的“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与萧红本人关于“黄金时代”的人生感悟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境界。
而3年前萧红诞辰100周年时,打着为纪念萧红的旗号而拍摄的电影《萧红》,在上映前的宣传中将她塑造为“文学洛神”,影片的重点同样是萧红的浪漫情史,在宣传语里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才女如何点燃了六个男人”,其中对萧红的私生活有着不合史实的想象。对此,萧红研究专家章海宁直斥电影低俗,有明显的哗众取宠之嫌。
批评家张莉注意到,在《黄金时代》上映后,最近关于萧红的讨论集中在萧红与萧军为何分手,萧军为什么抛弃了她；她与鲁迅之间是什么关系；她与端木蕻良、骆宾基的关系是怎样的?萧红怎么情商这么低?“关于萧红的讨论中,评论者们在想方设法拉回一个接地气、受人抛弃的弱女子形象。”
在这一轮“萧红热”中,众多关于萧红的书籍问世,对她的私生活的鞭挞也越来越多。译有《合肥四姊妹》的作家凌云岚总结说:张耀杰在《民国红粉》中直接用“智商极高而情商极低”总结萧红,并称之为“命贱”；端木赐香则宣称要“扒开萧红的洋葱皮”,认为萧红“只有叛逆的心与放纵的欲,就是没有自立的技能与自尊的身心”。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在《尺素集》里称自己羡慕萧红的文学天才,但又批评她依附男人不独立,“可是你,却让我为女人感到脸红。你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自由,竟然两次抛弃亲生的孩子?这实在是一个残酷的母亲”。在这篇文章里,章小东引述了她20年前与一位男性评论家的对话,当她询问萧红为什么这么成功、这么红时,“男性评论家回答:‘因为妓女。’”
“萧红处在一个被消费的角色。”马兵说。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女作家,萧红热也很好地契合了时下流行的“民国热”,萧红的文学价值被忽略,她的颠沛流离也不被重视,只有她的私生活被无限放大,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新谈资。这也几乎是如今流行的众多“民国女神”的共同遭遇。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1942年1月22日萧红逝世时,31岁的她留下临终遗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位据传死前说过“可惜半部红楼未完”的女作家,怕是很难料想几十年后,得到的不是作品带来的尊重,而是时间冲刷不掉的冷眼与嘲讽。
不应忽视萧红的文学价值
有评论指出,把萧红这样一个原本属于文学史的孤独人物骤然搬到银幕上,成为观众消费的对象和饭后的谈资,其后果几乎是灾难性的。在一个娱乐至死、全民八卦的年代里,观众是不去读作品的。在她的一生中唯一引起大众兴趣的就是私生活,而她的私生活竟然完全符合今天的娱乐周刊、网站娱乐频道、狗仔队对女明星的一致偷窥逻辑和口味。
张莉在文章中说,我们只看到萧红与好几个男人擦肩而过,却看不到她的才华远胜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虽然只活了三十一年,但她的文字却比那些活到八九十岁还不断试图在文学史上改写与她关系的人活得长得多……在专业领域里,她有令无数人、无数男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绩。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永远得遇良缘,她能做的,是做好可以把握的那部分。
“夸张人的情感戏剧性,无视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这是我们时代理解人的痼疾。”张莉说,我们早已习惯于过度消费他人的情感和隐私,并用时代习惯的成功学去“绑架”她们,“与那些优秀的民国文艺女性最好的相逢——是回到她们的专业领域,是去往她们的文学世界,是与她们进行精神对话。”
马兵也同样认为,即使撇开媒体的炒作,萧红依然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女性作家之一,“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她可以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
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忽视了萧红的文学地位,他在书里关于萧红的评语只有一句话:“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近年来萧红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更多人的肯定。著有《漂泊者萧红》的学者林贤治充分肯定萧红的文学价值,这位十年间在贫困、疾病和辗转流徙中写下《生死场》、《呼兰河传》等100多万字作品的女作家,在他看来突出地表现了一个文学天才的创造力,在一次受访时他曾说:“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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