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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球”变轨

2014年10月2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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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做大做强体育产业的国家战略出炉；另一边却是“三大球”集体跌进40年来的低谷。被称为“和平时代战争”的体育,就在这样的鲜明反差中,成为本周媒体舆论激烈表达观点的话题。

　　□崔滨

　　20日新华社全文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与《中国体育报》言辞激烈的“五问中国三大球”重磅报道,略显尴尬地“相遇”在一起。两篇文章仿佛互为因果的莫比乌斯环,令人不吐不快。
　　在新浪体育专栏上以“方寸”之名撰文的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前副董事长也忍不住了,“官方在中国足球一输再输之后,明确表态着眼长远,抓基础,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就习惯性地喊‘出线’、‘四强’。中国足球到底是天作孽还是人作孽?”
　　答案显而易见。正如在仁川亚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面对媒体时说,“‘三大球’总体成绩不好,全国人民很不满意。这和我们不断攀升的国力不相符合,我们要花力气逐步把‘三大球’工作搞上去。”
　　至此,国务院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国家战略,水到渠成般给“三大球”乃至中国体育发出了一道“变轨”的指令:从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举国体制”,转向更尊重经济规律、更符合体育本质的市场化轨道。
　　其实,早在9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决定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这成为中国体育进一步迈向市场化的冲锋号。
　　对此,中央电视台原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在《经济观察报》撰文,“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劣势在于它和权力连接在一起,因此不太会像市场体制那样自我完善。现在已经不是将体育简单地看作精神激励的年代了,大众需要的,是富有观赏性和参与性的体育产业。所以,应将体育作为治国方略看待。”
　　这一观点显然会让人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中国青奥代表团时的期望,“‘三大球’要搞上去,这是一个体育强国的标志。”
　　《中国证券报》援引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钟秉枢的话说,“体育服务业的重点是体育竞赛,像国外的NBA、五大足球职业联赛创造的影响力和收益是非常惊人的,相关的国内市场潜力很大。”
　　由此,“三大球”在中国体育“变轨”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但如何做到以“三大球”为切入点带动整个产业发展,《长江商报》评论作者王亚煌率先发声提醒闻风而喜的地方政府,“发展‘三大球’以及体育产业要以人为核心,简单地修建一大堆体育场馆,只是卖票的体育产业,怎样做也发展不到5万亿的规模。”
　　除了要防止将体育产业发展简单化为场馆工程,篮球运动员姚明也对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取消赛事行政审批的决定发声叫好,相比美国NBA由商业机构运作,“中国的体育产业被政府垄断,体育衍生品的量非常少,尤其是电视转播权收益几乎没有。没有办法去按照市场规律把这个产业办起来。”
　　王、姚的观点,被体育评论撰稿人许绍连进一步总结,“既然‘三大球’的问题是现阶段中国各类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那么便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在体育这单一部门的身上,必须是大家的事情大家来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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