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1947年4月27日,原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后,清华回北平第一次举办校庆。左一为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二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三为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四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
这段1912年至1949年的短暂民国历史,在今时今日总被冠以各种美好反复提起,有人甚至下了“民国之后无大师”之类的判断。然而,看得见莺歌燕舞,也应看得见颠沛流离。历史往往关注权贵与名人,光鲜背后,实际是一个不适合百姓生存的动荡年代。
作家黄恽为这个时代抱不平,“说实在的,人性是不变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毛病,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民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们也有。只是当年比较容易受关注,如今湮没在人海之中,不被觉察。”
本报记者 陈玮 任磊磊 实习生 周一
胡适关门弟子引发的热潮
时光回到2009年,那一年,著名民国学者刘宜庆出版新书《绝代风流》,一时间媒体蜂拥而至,铺天盖地的评论报道,让作者自己都没想到。
2011年,有记者在书店查询台输入“民国”二字,显示的搜索结果有700余种——这不包括已经下架的图书,以及仍在架上但书名中没有“民国”二字的图书。
有学者认为,民国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后来走过三个阶段,分别为80年代到1995年前后,1995年至2000年,2000年至今。
人文学者智效民说,上世纪80年代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思想,80年代后期到1995年前,是认识民国的早期阶段。
著名作家岱峻认为,“民国热”肇始于拨乱反正以后,这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岱峻说,中国历代对待历史的态度,一向是隔代修史。比如民国的时候修清史很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修民国史,也是很困难的。一段时期,我们对民国几乎是采取屏蔽的态度。“比如我研究的几个方面,中央博物院、教会大学等,这些在民国时期是主流学术研究机关,但是在1949年以后,这些东西几乎都不提了。”
著名民国研究者岳南说,在“文革”之前,提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党的官僚与军队,全是坏的。80年代之后,各方面的限制放开了一些,民国时代的东西猛长起来,引起大家注意,此为大背景。
“民国热的发端,应该从唐德刚先生在大陆发表著作开始,唐德刚是胡适先生最后的弟子,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一些关于民国的著作,比较早地进入大陆市场。这对胡适、傅斯年等民国学人以及蒋介石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岳南说。
泥沙俱下的出版物
岱峻说,1995年到2000年前后,出版界跟上来了,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的书籍。这段时期可称为民国热的第二个阶段。但同时,民国的史料仍然存在局限,著名学者周为筠说,傅国涌在1999年第一次提笔写与民国有关的文章时,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所有的情节典故都是从传记、回忆录等原始材料中搜集得来。
“除了历史的封闭,人们喜欢谈论过去,也是民国热的必然。”学者刘宜庆说,民国距离现在比较近,往上数三代,很多人都在民国生活过,很多历史文化传统和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比如陈丹青,他父亲是参加过北伐军的。”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开放,更多被封存的史料慢慢涌出。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第一次向公众开放,第一批开放的是1918年-1931年部分。第二年4月之后,日记其他部分陆续向公众开放。
史料的丰富,也把民国热推向了研究的小高潮,但是竞相出版的民国相关图书,却渐渐走偏了方向。
有学者统计,仅2002年,有关民国的图书就出版了100多种。“民国图书的火热,带来的是盲目跟风。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的民国类图书比较流行,就会有出版社跟着出。”刘宜庆说。
湖南兄弟文化公司总编辑、前《书屋》主编周实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每一次出版热潮中,真正的精品总是只有很少几本,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结果是,最初的思想火花“很快陷进一片沼泽”,突然涌起的民国热泥沙俱下,把一些优秀的作品埋没了。书写民国的历史和轶事从第一手材料的发掘,逐渐变为互相摘抄。
以前是丑化,现在把民国神化
著名民国史专家傅国涌说,民国热是一种回望,其中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是一种路径依赖——试图将当下的社会重新嫁接在那些民国时期已建立的传统上。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从质量参差不齐的书本中得知民国历史,开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当下,“民国之后再无大师论”、“民国精神论”层出不穷。“当下社会的一些缺失,会对历史产生一种依赖,所以人们会怀念民国时期的教育、学术等。”
“伪命题。”谈到民国热,著名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说,民国并非人们所幻想的那样。“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民国在清朝和新中国之间,时间很短,1912年至1949年,像一个短暂的混乱的梦一样,从历史上来看,它绝对不是一个适合老百姓生活的年代,安定的时候很少。几乎每一年都有大的战争,就老百姓生存状态来说,是非常差的。”刘宜庆说得很直接,“最简单的道理,假设民国就像今天描写得那么民主、自由,蒋介石在1949年为什么还会丢掉江山”
在岱峻看来,如果说1949年之前民国的历史被丑化的话,现在民国热就是把它神化了。“比如很多人推崇蒋介石,说他严明治军,其实蒋介石就是独裁者,这是真实的历史,再怎么书写也改变不了。”但他承认,民国确实出现了不可复制的大师,比如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但他们的大师之路,却有着不可分割的政治历史背景。“钱学森先生问,为什么民国以后就没出大师,在我看来,民国时期,科举被废除,有了断裂,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入,民国学术有了自由发展的天地。”
穿越百年目光,难免夹带私心
“我记得曾经看到大学生拍民国范儿的毕业照,觉得很不可思议。”刘宜庆说,她们扎着小辫子,穿着像林徽因一样的蓝袍子。也许这就是文化出版对于大众的影响,可是民国范儿有了,民国精神呢。
岳南说,历史往往更多地去关注权贵与名人,却很少真正关注底层的人民大众,许多年后,研究者研究当下这段生活,会与现在研究民国时代一样,往往被表面的文章与字句遮住了眼睛。“所以很多普通人认为民国热浮夸,只看到上层人物的生活,而没有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缺少悲悯。”
岱峻说,看待民国的历史,应该是理性的,“比如在看到民国大学教育机制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对当时的环境有所认识。“并不是国民党主观想给予宽松的环境,国民党也想把钱穆的国史大纲作为教材,但是失败了。”
刘宜庆说,民国是一个未完的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未完,政治的改革也未完,一切都只是开了一个头,时代应该把进步的东西衔接上,把糟粕丢掉。“民国热需要降温,要看在哪一方面,写民国就是写历史,不应该虚构,不应该背书,我觉得这是一个要降温的方面。”与此同时,岱峻认为,民国的精神和情怀,应该是被继承的。
“慎终追远。”岳南说,这个慎终,是谨慎地思考人生于天地之间的意义。追远,就是看看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了些什么,在自身与先贤之间做一个对比,应效法先古圣贤成就的人格与理想事业。每个人都这样去思考、去学习、去做事,人民的道德就自然敦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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