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岚博士论文中提供的“985”一期(1998年—2001年)专项建设经费预算。
在曾经的“效率优先”的时代命题中,两大工程为发展所向,而在“公平正义”渐成必需品的当下,争议难免会泛起巨大涟漪。如果说当年“211”、“985”工程的确立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那么现在是时候卸下重担,重新上路了。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争议
即便是无意,滚烫的油锅哪怕滴进去一滴水,也足以产生巨大的“飞溅”效应。
这滴水来自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
今年11月份,张尧学4月份的一份内部讲话被媒体发现,报道后引发强烈关注,只因他的讲话中,出现了“取消‘211’、‘985’”等足以刺激人们神经的字眼。
张尧学很快在学校网站的那个内部讲话页面挂出了“致歉”声明,称自己说话不严谨,错把“停止‘211’、‘985’工程拨款”说成“取消‘211’、‘985’工程”,但由此却引发了一场围绕着这两个被称为中国高等院校最大规模投资项目是否到了取消的时候的争论。
“存废”之争日益白热化:支持者认为,这两大工程实施多年,对我国高等教育推动功不可没；反对者则指称它们是中国高校现实地位不平等,日渐两极分化,并带来招生、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的罪魁。
口水之争的背后,是人们对现有高等教育领域改革更有力度破冰的期待。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高等教育,既有的强大惯性与前进的呼声交织。
“宠儿”
观史可知兴替。
如果时间停留在本世纪初,这应该是一个人人称道的多赢局面。
彼时,从国际层面看,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韩日德等国先后投入重金,力图打造属于各自的“世界一流名校”,而更早便已推出的中国版“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211”、“985”工程,可谓顺应大势,得风气之先。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打造重点大学、扶持重点学科,对于培养人才,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个人成长来看,重金扶持意味着知名教授、丰厚的奖助学金和良好的学习科研环境,人人想求而得之。
事实上,两大工程推行之初,正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飞猛进之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多快好省,抓大放小”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出发点,追求“国际领先”“世界一流”的呼声,不仅盛行于官方话语系统中,民间同样为之津津乐道——正是在这样的宏大话语体系中,人们急于甩掉百余年积淀下来的文化、教育的落后感。
的确如此,推行“211”、“985”工程十余年来,巨额资金投入入选两大序列圈的高校,而他们的科研、教学优势与日俱增,整体实力显著提高。除了“国际一流”这个目标暂未实现而略有遗憾外,“先富效应”似乎正在显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大工程中的高校,都是当时的历史“宠儿”。
药方
但在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另一个问题开始显现。
正如专家所言,任何战略都是双刃剑,且都具有历史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利与弊的此消彼长中,“211”、“985”工程的边际递减效应逐渐显现,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公平正义日渐深入人心的当下,人们逐渐发现:所有高校被分为三六九等,贫富不均渐长,两极分化加剧。
在十几年的发展中,按计划配置教育资源的做法,在这个讲究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疲态日现。学术规律与行政命令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尽管对高校进行分级管理是国际共识,但在中国国情下,行政的过分干预,却让原本应由市场、教育规律决定的自然分层,变得有些弱化。
另一重影响,则体现在招生和就业领域:用人单位对非“211”、“985”出身的毕业生不用,学生、家长则对身背这两大光环的高校趋之若鹜。优秀的生源,优质的学术科研力量,百川灌海般涌入金字塔的顶端,又进一步将这个顶端推高。
即便在“圈子”内部,也有高下之别:有的学校一年拨款十几亿,有的仅有一两亿,不满的声音同样可见。
一切问题的根源,指向了教育的不公。
如果说十几年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采取效率优先策略,那么到了今天,是时候追求公平了。
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正是为高等教育开出的一剂药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解决深层次的教育公平问题,而只争“211”、“985”名号的存废,毫无意义:即便废止这两个名号,谁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替代方式呢?
重新理顺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生态,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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