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中国词儿沉淀的中国事儿
2014年11月2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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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晓丽                    
   “重点班”“分流”“分配”
 “内定”“介绍人”“剩女”

  ——一个“70后”的前半生
  10月22日晚8点,北京市文化创意园区内,微纪录片《中国词儿》正在举办首映礼。
  《中国词儿》是新历史合作社正在拍摄的系列微纪录片,计划通过三年时间,选取1919年以来曾经影响每个普通国人的词语,通过当事人的亲口讲述和现身说法,讲述这些词语背后的中国故事。
  红五类、黑五类、敌台、靡靡之音、粮票、手抄本、下海、饭局、北漂、文青、摇号、雾霾……这些或远或近的词语纷纷入围。同时,关于这些词语的故事,不仅邀请了相关的社会名人讲述,也包括网上公开报名的网友。视频成果将通过网络等渠道播出,目前项目组已经完成了第一季的拍摄。
  “词语就是历史的活化石。”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说。去年12月,他启动了这个名叫《中国词儿》的微纪录片项目,并在网上发布了“中国词儿”的征集帖。让人意外的是,征集帖发布后,两个月内,仅仅通过微信就征集了200多个词汇。
  一个“70后”姑娘甚至用六个词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班”、“分流”、“分配”、“内定”、“介绍人”、“剩女”。
  “词典”筹备初期,唐建光原本只打算收录一些旧词,因为这些词曾经记忆深刻,如今却逐渐消失,“右派”、“知青”、“下乡”、“粮票”正逐渐被“房奴”、“蚁族”、“扩招”取代。
  不过,唐建光最终决定补充1980年后的流行词,“不能把历史仅仅想象成陈旧的、沉重的,这些‘80后’的词也是时代的碎片,应该去捕捉。现在‘80后’也开始怀旧了,试图留存自己的集体记忆,这时候如果不去记录,十几年后就只能靠挖掘了。”
    “靡靡之音”
  ——《军港之夜》被批判“为什么让水兵睡觉而不是站岗”

  其实,“80后”的词,很多正在遭遇消亡。
  1982年的一天,年轻的出版人三石突然被单位找来。“出大事儿了,宣传部找到单位来了。有人举报你不仅听靡靡之音,还在家里大量地复制。”单位要求三石马上将家里的“靡靡之音”上交,还要交代曾经给过哪些人。
  其实,所谓的“靡靡之音”,不过是邓丽君的歌曲。可在那个年代,这被认为是不健康的黄色歌曲。
  当时这些来自港台的歌曲被归纳出“共同的特质”——曲调缠绵、萎靡不振、歌词低级趣味、反映腐朽低级情调,人民音乐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书——《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当时官方还是以阶级斗争的立场来判断一切事物的。首先,邓丽君来自台湾,这就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动向。其次,这些歌曲跟当时革命文化倡导的革命文艺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被直接认定为黄色歌曲。”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提起当年官方对“靡靡之音”的严格管制时表示,“其中隐藏的意思就是反动歌曲,只是当时不好意思说而已。”
  当时的一些内地歌手,如李谷一、苏小明、朱明瑛等,模仿港台歌星演唱流行歌曲,或是一些地区的民歌,也被判定为“靡靡之音”。其中包括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原因之一是歌词中有一句“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有人质疑:“为什么是让水兵睡觉,而不是站岗呢?”
  很多人因为听“靡靡之音”受到了处分,甚至蹲了监狱。直到后来没有办法再处分,因为人人都有一堆类似的磁带。随着“靡靡之音”的解禁,“上班邓小平、下班邓丽君”成了当时风靡的顺口溜。
    “中国词儿”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反思
  与拥有权威地位的《现代汉语词典》相比,这本正在编纂的“词典”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它没有浩如烟海的词汇量,更不会进入学生的教辅参考书单。收录其中的,没有考试会用到的成语,只有一个个正被历史遗忘和改变的词汇。
  唐建光认为,拍摄《中国词儿》是记录和表达历史的一种新形式,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后人打开我们的网络数据库,同样不懂。新的时代会对旧的词语遗忘、破坏、解构,同时会诞生新词,然后这些词又会被重新遗忘、破坏、解构。”
  《中国词儿》的主创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1岁,不少是在校大学生。其中一位只有19岁的摄制人员告诉记者:“以前总是感觉那个时代离我很远很远,但是听这些前辈讲述跟词语相关的故事,感觉像是去那个年代游历了一番,让我体会到我们的国家当时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历史不再那么枯燥,它是身边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历史也有了味道。”
  作为微纪录片中词语“大院”的讲述者之一,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拍摄《中国词儿》、回忆那段历史更是一种反思。成长于军队大院的蔡霞给“大院”下的定义是:一个结构完整的小社会,但它有着明显而特殊的缺陷,使得它的孩子走出大院时,社会化还没有完成。
  由于自己是大院里的孩子,没有受过很多苦,在今天看来,蔡霞认为这不是荣誉,甚至是一种耻辱。“当时的社会是极为不平等的,当时的历史记录也是扭曲的。虽然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并没有有形的等级制度,但是人与人之间却有严格的等级。”
  《中国词儿》能否代表中国?唐建光开起了玩笑:“可能‘和谐社会’才代表中国,我们为了不那么严肃,在项目名字里加了一个‘儿’字。”
  唐建光说,做这个项目,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从纪录片中得到启发,对我们生活的环境有更多敏感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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