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凌与一二·九运动
2014年12月1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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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学生的游行队伍
  ▲江凌学生时期照片
     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再寒冷的天气也压抑不住人们心中的怒火,“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激荡在古都上空,一二·九运动正式爆发。济南人江凌作为鼓动者在游行队伍中来回穿梭,多次参与组织和策划随后的一系列游行示威,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继业
  江凌本姓刘,原名刘松云,因革命需要,先后用过耶夫、柳也夫、江清风等名,但用时最长,最为人熟知的当数刘江凌。1909年12月,江凌出生在原济南市长清县陡沟村(现市中区陡沟街道办事处)一户富裕的书香人家,后来迁到济南近郊的南大槐树北街。江凌在济南小学毕业后,因为父亲(曾在北洋军中任职)的缘故,进入当时以追求思想进步闻名的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当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江凌不仅在学生会中非常活跃,负责南开中学编辑部,还加入了自治励学会,成为南开诸生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
  1926年,经进步学者杨尔璜介绍,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江凌如鱼得水,经常与积极分子在一起讨论如何做学生工作,如何具体地进行学校革命工作。他反对禁闭思想,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与反动的学生走狗作斗争,因此惹恼了当局。1928年,江凌被南开中学开除。1929年,江凌考入北京大学后,常与进步学生吴砚农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阅读进步书籍。1932年1月9日,时任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的胡乔木与江凌彻夜长谈,发展他入党。第二天由胡乔木、林枫主持了江凌入党仪式。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凌的入党是无候补期的,即没有经过预备期而转为正式党员,这在当时需要严格审查的特殊历史时期是非常罕见的,他以自己的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信任。此后,江凌先后担任北平学联、北平抗联主席,党内是党团书记。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在此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12月9日上午9点,北大学生因军警干扰尚未集合,正好东北大学同学冲入北大,先跑进去的学运骨干黄敬与江凌两人一起跑去敲响了北大的校钟,指挥北大同学集合后冲出校门。10时许,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集中于新华门前举行了抗日救国游行。此后的12月16日,江凌又参与策划进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
  两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得到了全国的广泛响应和声援,迫使日伪华北独立的阴谋破产。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学生去南京“聆训”,企图分化学生。12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北平学联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江凌发言说:我们不能对南京政府抱有幻想,我们必须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他的演讲感动了许多人,话音一落,会场上“哗”地一下高高地扬起了数十条手臂,终于通过了组织南下宣团的决议,国民党的“聆训”阴谋随之破产。
  1936年1月,“平津学生联合会扩大宣传团”正式成立,有4个团,共约500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宣传团内部组织十分严密,下设宣传、组织、调查、交通四个委员会,江凌负责最重要的宣传工作,对南下途中的宣传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
  继而,江凌又赴济南、徐州、南京等地动员学生参加救亡运动,其中还发生了这样一段插曲。当时钱伟长和清华学生组织了“清华自行车南下宣传队”,骑自行车到南京去,抗议蒋介石卖国投敌。1936年1月4日在济南,钱伟长接受了北平学联代表江凌转达给他的任务——要在1月15日前赶到南京,阻止蒋介石接见“伪代表”的“聆训会”,揭露他镇压、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阴谋。江凌的上述活动大大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二·九运动后期,平津学联决定发起组织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随后派江凌前往上海筹建全国学联,以推动全国学生运动的开展。当时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积极指导建立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他的秘书林枫专门为江凌开具了介绍信,让江凌到上海去找时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胡乔木接洽。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江凌在上海旧租界中一家比较体面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他经常穿着整齐的西服,外加灰色人字呢的西式大衣,携带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打扮得像洋行里的职员。密探特务们怎么也料不到在他的公文包里,经常放着他们日夜想查获的重要文件。 
  1936年5月29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圆明园路基督教青年会总部(借用那里做会场)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有各地学联代表28人。江凌当时以北平地区代表的身份参会,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负责领导全国学联的工作。由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全国学联只能半公开活动,他们随时会遭到反动当局的抓捕,所以变换住址是常事,例如亚尔培路、马思南路(均为旧名)等,他们都曾住过。当时上海的生活费用比较高,只好各自想办法,除亲友帮助外,江凌经常写文章赚稿费维持。为了省钱,他们经常住亭子间,没有卫生设备,小便靠自备尿盆,大便得跑到公共租界去,每次还要花几个铜板才准入内。通讯联络只好借用沈钧儒的律师事务所。
  随着全国救亡运动日益发展,在江苏省委王翰和胡乔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黄敬、胡乔木、吴砚农、江凌、张慧民五人组成的小组,在筹建全国学联的同时参与筹建全国救国会。在各界“救国会”成立的基础上,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近70人参加了会议,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江凌当选为全国救国会常务理事兼秘书主任。
  1936年10月19日,文化界泰斗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全国学联积极为鲁迅先生送殡做准备。告别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参加送殡的全国学联代表有江凌、吴祖贻等人,他们举着大幅挽幛随大队由万国殡仪馆出发,直到虹口公园安葬。庄严壮烈的送葬队伍,像一股洪流,成为1936年下半年最大的抗日救亡示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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