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仲兴在南京郊区寻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
(资料片)
费仲兴,1944年生,1966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应用数学专业。1968年入伍,1983年调入南京炮兵学院,自此在数学研究室任教,2004年退休。从2001年起,自发调查南京城东郊汤山地区平民遭日军屠杀的情况,被称为“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第一人”,曾出版《城东生死劫》。
讲评专家 费仲兴
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东南有个不显眼的偏僻小村——西岗头,村东有一座由村民自费筹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西岗头遇难同胞纪念碑”。今年,发生在西岗头的历史惨案被写进国家公祭日读本。
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在12月13日开始的。日军从句容往西攻打,一路上早就杀开了。汤山是南京的东大门,是日军进攻南京的必经之地,那里的屠杀12月6日就开始了,比南京城里早一个星期。
日本鬼子打来了,村里的老百姓怎么办呢?两个字:“跑反”!男女老少,跑得动的都跑,只有极少数年纪大的、有病的、跑不动的留在村里了。
村民们有的跑到宝华山,有的跑到龙潭北面的北圩,有的躲在破庙里,有的躲在树林里,有的躲在芦苇荡里。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大人小孩冻得瑟瑟发抖,那日子真叫悲惨。他们在外面一直躲到第二年春天快要下秧的时候才陆续回家。也就是说,这次跑反前后持续了5个月。
老百姓躲在外面,带的粮食吃完了,隔一阵就得回家挑米。1938年2月7日,西岗头20多个小伙子回村挑米。第二天,鬼子把全村包围起来,把这些小伙子集合到小学操场上。机枪突然开火,不到一分钟光景,操场上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有一个人叫陈万有,他排在第二排,没有中弹,晕倒在地上,没有死。鬼子走后,他醒过来,捡了一条命。还有个男孩叫陈广顺,14岁,因为父亲有病,留在家里照料,没有跑反。鬼子把他拉到操场上,让他站在机枪旁边看,没有杀他。
西岗头惨案,日军杀死了21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跑反期间,西岗头村有26家房屋被烧,共计烧毁房屋91间,损失的粮食、耕牛、家具、衣被更是不计其数。跑反过后,回到家的村民没有住房,没有粮食,没有耕牛,没有家具,生活很悲惨,全村长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
陈万有死里逃生,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的恐怖场面。他一遍一遍地给村民讲,从解放前讲到解放后,后来年纪大了,讲不动了,去世了。
村里许多人都听他讲过,有的人听了十遍、二十遍,但是没有一个人记录过。为什么?一是村里识字的人少,不会写；二是害怕,怕被日本人知道了会倒霉。日本投降后,也没人记录。他们说,事情过去8年了,日本都投降了,记下来又有什么用呢?就这样,西岗头遭受的苦难一直印在村民脑海里,流传在口头上,没有形成文字。
我从2004年开始在西岗头调查,前前后后往那里跑了20多次,获得了重要的口述资料。村民陈广顺是那场集体屠杀的目击者,他身体好,记忆力强,哪个人在哪里被杀,都记得清清楚楚。
随着十年的走访调查,35人名单最后落实。如今,西岗头遇难同胞的名单刻上了南京江东门纪念馆的“哭墙”,西岗头惨案还被写入了国家公祭日读本,进入了学生课堂。西岗头的民间记忆终于成为了国家记忆的一部分。
“打捞”西岗头遇难同胞这段历史,意义不可小觑,它的主要作用是教育下一代不忘历史教训,凝聚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打捞民间记忆显得尤为紧迫。
日本侵略者染指我国,最早可追溯到1874年侵略台湾,此后一直到1945年宣布投降,侵略者在中华大地肆虐,烧杀掳掠。其间被日军屠杀的都应成为公祭对象。灾难的历史,理应成为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规格举行国家公祭,更需全民一起参与。
多年来,民间自发的调查不曾间断,南京、上海、金华……调查者的足迹遍及77年前被践踏的领土,捡拾着散落民间的记忆碎片,填补着历史的细枝末节。13年来,我走访了100多个自然村,为834名死难者找回被遗漏的姓名与人生,为南京大屠杀这道历史证明题提供了更多的“证明条件”。
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提升,离不开国家制度化的培养。设立抗日战争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这不是在宣泄情绪,也不是在倡导民族复仇,而是把现有制度、历史记忆和人道原则做一次有益的结合,根本目的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的苦难历史,珍惜当今的和平与发展。
历史记忆,正是由当年在侵略者铁蹄下无数普通百姓的家庭受难史组成。打捞民间记忆,更多是通过这些无数的个人视角,让当代人了解他们的受难史和抗争史,进而传承他们身上的“家国”精神。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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