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袭“逆生长”,互联网下的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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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袭“逆生长”,互联网下的恶之花

2014年12月17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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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16日凌晨,澳大利亚人质劫持案件刚刚夺走三条人命,仅仅半天之后,巴基斯坦又爆发了军人子弟学校遇袭事件。两场血案的事发地虽然分隔在地球南北,但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全球都感受到了恐怖袭击带来的阵阵寒意。
　　从没闹过“恐袭”的澳大利亚和几乎天天闹“恐袭”的巴基斯坦都在同一天出事,这绝不是什么“巧合”。“9·11”事件后,全球反恐行动已经开展了13年,是什么推动了恐怖主义在众人喊打的形势下完成“逆生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怖袭击的频发,正是互联网时代浇灌出来的一朵恶之花。
　　制造澳大利亚恐袭的莫尼斯与制造巴基斯坦恐袭的塔利班,一个是“独狼”,一个是集团化恐怖组织,两者虽然在规模上有着天壤之别,但在生存方式上却有一点十分相似,那就是高度依赖网络——莫尼斯是来自伊朗的难民,在远赴澳大利亚、与中东隔绝的这段时间内,网络成为其极端思想的来源与深化的场所。至于制造了巴基斯坦案件的塔利班分子,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一改过去对互联网的禁止态度,积极利用互联网吸纳成员和散布信息。
　　其实,想说明恐怖主义跟互联网有多“亲”,看看今年最红火的“伊斯兰国”就行了。这是一个何等奇葩的团体,它没有特别的地域归属,没有鲜明的种族成分,会发推特,会玩手机推送,而其成员中甚至包含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90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喜欢玩新潮的“非主流恐怖组织”,在整个2014年却将全世界折腾得够呛。
　　“伊斯兰国”这种“网虫恐怖组织”的爆发式增长,为我们暗示了互联网时代思想交流成本降低所产生的一个潜在风险:每个个体脑中都存在着“小恶”,但在网络空间中同观点人群“抱团取暖”的催化作用,让这种“小恶”可能转瞬之间成长为“大恶”,并在虚拟世界里迅速找到实现自我的渠道。
　　回顾历史,正如人类物质交流的每次升级总会带来瘟疫大流行一样,思想交流的加快往往也会加剧人群的冲突——16世纪印刷术在欧洲普及,点燃了宗教战争以及后来“流干德意志鲜血”的三十年战争；20世纪广播、电影技术的推广,为希特勒等独裁者蛊惑人心提供了便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交流速度的加快,并不总是带来好消息。就像今天的恐怖主义者,用新的交流手段,传播的却是旧的思维甚至仇恨,其结果肯定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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