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刑上大夫”只是治标
2014年12月2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本届的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年平均受处分率比普通党员还高得多,只有一个解释,他们的自身素质有严重问题,但是我们的权利结构和选人用人机制体制问题更严重。
现在三十多年的腐败呆账存量太大。矫枉在强力反腐高压态势下必须过正。不过正,三十多年的偏差纠正不过来；不过正,不足以争取党心军心民心,也不足以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立场态度和决心。
本报记者 刘帅 实习生 王景霞
马年冬至的晚上8点,一则看似突然的消息让吃饺子的喧腾声归于沉寂,进而哗声四起,更大的议论引爆全国——令计划落马。
两年以来,无论是“周五见”还是“8点见”,冰冷的“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十五个字,让上至副国级下至各地市领导干部的人生突然转变。反腐不断,中纪委网站忙个不停,贪腐官员的心也吊在半空。
近日,记者专访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他从军队纪委到地方纪委,又从地方纪委到中纪委,几十年的纪检工作经历,使他对我国反腐之路非常熟稔。他认为十八大之后的反腐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而未来反腐斗争突破口在于权力结构的改革,其中设立政改特区就是“治本”的重要载体。
“委员”处分率 远超普通党员
齐鲁晚报: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党的十八大后,中央进行高强度反腐,是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
李永忠:“十八大”到现在两年来的高压反腐,可以称之为建党九十多年、执政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效果最好的一次。强力反腐之前也搞过,但是一般保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十八大以来的强力高压态势至今已两年。
齐鲁晚报:周永康、徐才厚两个特大老虎相继落马,人们说终于“刑上大夫”了,这种举措有什么意义?
李永忠:查处周永康等有多重意义。决心意义,彰显中央坚决反腐决心；震慑意义,震慑问题官员和贪腐官员赶快收敛收手；教育意义,教育公职人员和党员,不能胡作非为；反思意义,就是周永康一开始不是坏人,他是怎么腐败的呢?除了他自身素质不高等主观原因外,还有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方面的问题,这是更重要的客观原因。我们要反思这种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
还有就是改革意义,就是要改革这种用人体制、权力结构。
齐鲁晚报:这种用人体制、权力结构问题出在哪里呢?
李永忠:反腐才两年,落马省部及以上高层干部就有60多个。其中包括十八届的4名中央委员、6名候补中委和2名中央纪委委员。他们占了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委员会502人的2%(因有4人同时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我们党历年来处分党员的比例一般在千分之一点五到一点七,很难突破千分之二。本届的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年平均受处分率比普通党员还高得多,只有一个解释,他们的自身素质有严重问题,但是我们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机制体制中的问题更严重。
而这两大制度上的硬伤,通常很难通过技术性的改进加以弥补和解决。如果不从体制制度的改革来解决这两大硬伤,最后只能是徒劳无益。
经改看小岗,政改看后陈
齐鲁晚报:您在公开场合称这是输不起的反腐战争?
李永忠:目前的强力反腐高压态势还不能减弱,因为我们虽然赢得了时间,但是并没有赢得空间。赢得时间是前提和条件,赢得空间才是根本和关键。其中就包括先赢得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的局部空间,然后才能逐步赢得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空间。
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还没设立,但在未来,如果不能设立政改特区,就很难形成政治清明、政府清正、官员清廉的现象,那么就无法把“三清风气”复制到县、市、省乃至全国。所以只有真正通过政改特区,先在局部赢得空间,才能最终赢得全国反腐败胜利的整体空间,才能真正打赢这场输不起的反腐败斗争。
齐鲁晚报:政改特区该怎样设立?
李永忠:关于政改,最早的是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题目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三十年前,我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我以为在他的三卷中最重要的就是这篇文章。可惜的是,尽管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都一门心思抓经济建设,抓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不抓政治体制改革。
在今年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习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言下之意,我们党内的权力结构,我们国家的权力结构,还不够科学。如果已经接近科学了,习总书记只能用改革、改进、改善或者健全和加强党内权力结构和国家权力机构。这些动词都没用,用的是形成,言下之意是还没有形成。
齐鲁晚报:这貌似很难操作,现实中没有例子?
李永忠:其实习总书记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浙江就进行了实践。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金丽温高速公路建设涉及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随着工业园区的开发及城乡一体化建设,全村1200余亩土地被征用,土地征用款达1900余万元。当时由于村里重大决策不公开,村务管理不透明,财务支出不规范,部分村民为发泄对村干部的不满,掀翻了政府公车。村支书不是在换届选举时落选,就是因为经济问题被免职。在这样的形势下,村里百姓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相对独立于党支部和村委会的“第三委”——村务监督委员会。这十年,后陈村没有一个村干部违纪违法,没有一笔村集体财产流失,没有一个村民越级上访。
习近平在九年前亲自带队调研,充分肯定了这个村搞异体监督的成功案例,先后五次进行批示。后陈村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在我看来,三十年前经改看小岗,三十年后今天的政改看后陈,如果能够把后陈村的经验推进到县一级、市一级,甚至更上层,我们将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在法治前提下,矫枉必须过正
齐鲁晚报:您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反腐必须“矫枉过正”,为何矫枉过正?
李永忠:这些年由于权力含金量急剧膨胀,寻租的机会迅速增加,而相对的监督却不断萎缩。尽管每年都在反腐败,但是基本不在笼子里的权力,其滋生蔓延腐败的速度,远远大于查处的速度。因此不仅出现了大官大贪的必然现象,也出现了小官也能大贪的奇特景象。
我对此的解释就是,假如省委书记的权重是100,对他的监督也是100的话,省委书记的腐败就基本等于0。但如果一个村支部书记的权重只有1,对他的监督却等于0的话,1比0也是一个无限大的数。这就是小官何以大贪的一个数学解读。
现在三十多年的腐败呆账存量太大。矫枉在强力反腐高压态势下必须过正。不过正,三十多年的偏差纠正不过来,不过正,不足以争取党心军心民心,也不足以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立场态度和决心。
齐鲁晚报:会不会误伤?
李永忠:真理向前多迈出半步就有可能成为谬误。在高压反腐态势下,肯定会有一些误伤,但这个比例不能高,否则容易引起相当多的冤假错案的出现。
在强力反腐高压态势下,承担主要任务的纪委以及各有关职能机关部门,一定要按照四中全会所强调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同样也必须依法办案。没有法律这个底线,就很容易出问题。
齐鲁晚报:现在有人害怕五年后、十年后,反腐不能持续下去,您怎么看?
李永忠:十八大前对反腐败形势的预测,我专门撰文写过“十年三看”,即: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当年。当年看反腐败高压态势能不能形成,三年看政改特区能不能设立,现在强力高压反腐已经过两年了,政改特区必须尽快设立。如果三年内政改特区可以设立,那么五年内就可以将政改特区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10%—30%的地方。这样下一个五年就有戏了。如果这三年内看不到政改特区的设立,五年内看不到政改特区经验在全国10%—30%的地方复制拷贝。那么,下一个五年,固化的政治体制弊端必将隐蔽蚕食或高调反弹,靠强力高压态势所取得的反腐成果——治标为主所赢得的时间,将因为未能转换为足够的治本空间,而付之东流。下一个五年即便想治本了,想设立政改特区了,恐怕就不是人力能及的了。
正是对这些年极其严峻的反腐败态势的深刻认识,正是对我们沿用至今的苏联模式的沉痛反思,习近平总书记才尖锐指出: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他鼓励地方各级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试点、大胆干。王岐山书记才在反腐败已经取得如此明显成效时,深刻指出: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
因此,“刑上大夫”只是治标,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能治本!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