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机场交接志愿军烈士遗骸。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隆重举行。
12月13日的南京城肃杀静穆,笛声响彻全城,万民低头致哀。这一次,我们以国家的名义,向30万遇难同胞致意。
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以国之名的纪念成为常态,抗战爆发、抗战胜利、南京大屠杀……夹杂着民间情仇和国家记忆的历史,被固化成法规里的纪念日和神圣的仪式。
我们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来自国家的敬意,让这些日子有了更加特别的含义。
记住它们,不是为了眼泪,也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让一个有血有肉的民族更加清醒。
以国之名,让国前行。
“爸爸回来了!”
今年3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前迎接中国志愿军遗骸回国时,虽然不知道父亲是否在其中,但是邓其平和妹妹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哭着大喊:“爸爸回来了!”
迎接遗骸回国后,邓其平操心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老家置办一处父亲邓仕均的安葬地。
1951年5月20日,时年34岁的邓仕均在朝鲜战争中壮烈牺牲,尸体被临时掩埋在韩国洪川江南岸。多年来,每逢祭日,邓其平已经习惯了在网上祭奠,对着父亲的照片聊一聊家常,诉一诉思念。
为了能让父亲魂归故里,从2013年开始,邓其平就和妹妹商量着在老家“安葬”父亲的事宜。他向民政部申请了在老家四川苍溪县为父亲竖立雕像。
因为邓仕均烈士的遗骸可能仍在韩国洪川,“骨灰盒里装什么”就成了邓其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大家都建议我收集父亲去过的地方的泥土,代表父亲魂归乡土。”
从故乡苍溪县邓家湾到红军长征第一站红军渡,从父母相遇相知的河北保定到邓仕均反扫荡的主要阵地河北平山,最后是父亲牺牲的地方韩国洪川,邓其平将五个地方的泥土用黄绸布包起,放进了父亲的“衣冠冢”。
像邓其平一样,始终在寻找父亲的志愿军烈士子女还有很多,他们搜寻自己父亲的历史,也是在帮人们重拾那段记忆。目前,朝鲜半岛仍有多达13万具战死者遗骸等待挖掘,韩国也从未放弃对他们的搜寻。截至2012年下半年,韩国共挖掘朝鲜战争战死者遗骸7009具,其中我国的志愿军385具。
2011年,中国启动了境外烈士墓园和纪念设施国家保护工程。两年后,民政部已基本完成了境外一百余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现状的调查摸底工作,修缮了朝鲜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抗战将士陵园。
作为朝鲜战争历史的长期研究者,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认为,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是对英灵的莫大慰藉。而为归国的烈士遗骸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也是国家对烈士表达最深切的怀念和敬意。
“事实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就在“邓其平”们还在寻找父亲的同时,在南京,一位退休的数学老师仍在为“打捞”在南京大屠杀中丧生的30万遇难同胞的资料而奔波,他叫费仲兴。
11月28日,费仲兴再次来到南京郊区农村,寻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
“日军第16师团从句容向南京进攻,一路上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丝毫不亚于他们日后在城内的所作所为。南京城陷后,他们在包括汤山在内的城郊农村地区疯狂屠杀,其延续时间比城内长得多。这些暴行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费仲兴说。
20世纪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大屠杀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但这一调查,并未将城外、郊区发生的屠杀纳入统计。从2001年开始,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真实状况,费仲兴开始探寻南京汤山附近村庄的老人及幸存者。2004年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先后3次立项资助费仲兴的调查。
最终,费仲兴的名单上共有834个名字。他收集来的口述被编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寻访来的名字被刻上遇难者名单墙。
费仲兴不想煽动民族仇恨。他也会用佳能牌数码相机,更不反对人们购买日货。对于中日关系问题,这位老人读报纸、看电视,保持关心,谨慎谈论。
只是当日本人拿出种种证据,证明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还有什么比教育下一代更重要?”作为老师,他希望自己能让学生以史为鉴。而作为数学研究者,他更想为这道“历史的证明题”提供“证明条件”。
寻找和铭记这些历史,除了民间的努力,还有来自中央政府的重视。
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将每年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每年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而今年的全民族抗战77周年纪念活动,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七七”当天参与官方纪念。
“这届领导人对抗战纪念活动异常重视。”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说。于是我们才看到习近平拉着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夏淑琴揭幕国家公祭鼎,才有了那句“事实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当纪念活动上升为国家意志,历史的厚重感才铭刻到每个人的心里。
纪念战争,更是珍惜和平
历史是厚重的,也是发人深省的。今年全国两会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王毅部长针对日本当局的种种挑衅行径,义正词严地指出:“2014年不是1914年,更不是1894年。”
1914年“一战”,中国是不败而败；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更是惨败。
在山东威海成山镇,94岁的退休老教师李际良家珍藏着一个黑灰色的皮箱子,而120年前,这是老人的老奶奶结婚时陪嫁的一个红色皮箱。只是随着岁月变迁,当年的红色早已褪去。但是,“甲午”屈辱的历史却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甲午海战后,日本人从成山头登陆,闯进了李际良的老奶奶家。急于搜刮财物的侵略者发现了红色皮箱子,没等老人拿钥匙打开,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挑开了一个20多厘米的大口子,把金银首饰抢劫一空。
伴随着个人被欺凌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在战败后被强取豪夺。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让中国赔了日本2.3亿两白银,超过了当时日本政府年收入的数十倍。
伤疤延续到二十年后,“巴黎和会”让中国从“一战”的战胜国转身变成了战败国,屈辱与内乱之下的百姓挣扎求存。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民族的苦难才算告一段落。
岳思平认为,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日本面临的对手已不再是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政府,也不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北洋政府,而是一个空前觉醒起来的中华民族。
“通过设立纪念日、公祭日,我相信以后普通民众也会越来越关注抗战,从而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也更加珍惜和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就在于其韧性,在史实面前,恶意篡改和无端挑衅只会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团结,让整个国家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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