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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宁(校报编辑)
提起梅贻琦先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关于大学、大楼与大师的那段名言。其实,他那段话的前面还有一句:“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果说后一句表达了梅先生的治校理念,那么前一句则寓意了他的为人准则。大师之于大学,与世臣之于故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读《南渡北归·离别》中关于梅贻琦先生的记述,三件事情可以体味先生的人生修为。
不留北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国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南京政府实施“抢救学人”计划。其实或去或留,均前程未卜。仓皇逃离的人们,抉择的前提无非是政治见解或个人前途。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希望梅先生留下的信息,梅也自信没做过对共产党不利的事,但他还是抛下他挚爱的清华师生执意南飞。围城之下,隆隆炮火中,飞机一座难求,梅先生虽确定要走却坚持“不是接我的我不走”。决意果断,临危不乱,镇定从容。
不任高官。风雨飘摇中的南京政府任命他为教育部长,梅先生坚辞不就。拒绝做官和飞离北平其意无他,均因心中系念一件大事:保护清华大学在美国的庚款基金。梅先生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驻美机构“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以自己的职权、威望和影响,阻止了台湾当局将基金调拨到政府使用的企图。他曾试图用此基金为清华购买图书仪器、订购期刊未果,后来历尽艰辛在台湾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建台湾清华大学。
不留遗言。掌管着清华基金巨款的梅贻琦,个人生活却极为困顿。微薄薪金难以支持家人生活,年逾花甲的妻子在美国到处打工,在衣帽厂缝纫、到医院做护工、去盲校照料盲童,做的都是最底层的工作,生活之清苦令人心酸。梅先生走得坦荡,无任何遗产要叮嘱,去世前未留只言片语。人们从他随身不离左右的一个手提包里,看到的只有清华基金账目,笔笔清清楚楚。
在清华任教十三年、掌校十七载的梅先生,正如孟子所谓的“世臣”。有操守,有担当,非为一己谋前程；高贵自尊,无论夷险,不为外境所左右。不过他心中的“故国”应该是文化,是教育。回望重要历史节点,总有人以一种不可移易的使命感、渗入骨髓的贵族精神,守望着心中的文化故国,遗世独立,与众不同,如王国维,如陈寅恪,这是他们的为士之道。毕竟,文化是命脉,是薪火,是一个民族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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