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在2001年进行申奥的最后陈述。 (资料片)
1月10日,各界群众送别何振梁。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李志刚
■ “洋范儿”曾让人不舒服
现在说起何振梁与体育总局之间的恩怨,多是从中国北京获得2008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之后说起。既是国家体育总局(其前身为“国家体委”)的官员,又是国际奥委会的资深委员,何振梁的双重身份注定了他要在中方利益和奥运发展之间做出协调平衡,比如何振梁主张中国有关部门与国际奥林匹克接轨,公开批评一些总局官员不懂国际事务规范、一些习气急需改正,以下便试举几例:
有人回忆说,何振梁经常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同事,如何与国际奥委会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有哪些是应该避免的,这种交流沟通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内部早就有官员表达对何振梁的不满,大意是:有国际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规矩,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吗?就可以指手画脚吗?
在某次全运会的开幕式,国际奥委会一位高官携夫人出席,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一位领导走上前来,按照中国的习惯,首先与这位高官握手,何振梁在一旁提醒,应该先向高官的夫人致意,该领导的神色马上显示尴尬。
■ 到底有没有“不听招呼”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何振梁既是中国体育系统的官员,又是非官方组织、国际奥委会的执委,尽管这种安排是组织的需要,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即便富于智慧,也难以将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得让各方都满意。何振梁承认,自己确实有过“不听招呼”的时候。
何振梁生前曾经谈到,原来国家体育总局让他争取武术被列为“可供奥运会选择的项目”,事实上,在国际奥委会那里,武术几乎已经被判了“死刑”。何振梁几经努力,把武术从“死刑名单”中拉回来,列入“另行考虑”。这时,面对新形势,总局又有了新要求,指示首先解决女垒的问题。何振梁很诧异,也很为难,最终把这个决定顶回去了。
还有一次是北京奥运会沙滩排球比赛的举办场地问题,最初的申办报告中,表示这项赛事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何振梁一再予以反对,该方案最终才被评估委员会以安全和交通的名义否决。
■ 总局内部的争议声音
何振梁个人其实也感到,自己早就被一些人误会了。在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何振梁认为,无论是体育总局还是北京市政府,都有一些官员对他有意见。其中,意见最大的,可能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内部,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何振梁透露了其中的奥妙:当时国家体育总局想以自己为主体申办奥运会,何振梁坚持认为更应该打“北京”这张牌。
2007年,原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在《中国体育报》撰文写道:“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明眼人都知道李志坚说的是谁。
李志坚这篇文章,当然不是体育系统第一次公开发泄对何振梁的不满。据说早在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前后,便有一位国家体委的实权人物对何振梁多有不满,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单单没有与何握手；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据说不少人推荐何振梁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由他点燃主火炬塔,但这一提议遭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否决；何振梁一度很有希望竞争亚奥理事会主席,因为缺乏内部支持而放弃,这与后来张吉龙弃选亚足联主席颇为相似……
■ 与袁伟民之争源于理念分歧
对于何振梁与袁伟民之间的争执,关心体育的人们大都了解其过程。2009年,袁伟民在他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暗指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选举等问题上多次“不听招呼,自作主张”。
表面上看,何、袁两人纠结于2001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换届选举“何振梁到底投了谁的票,是罗格还是金云龙”。还有人说,袁伟民与何振梁之争,核心在于谁是申奥真正功臣,谁的贡献更大?实质上,这种争执更多的可能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何、袁二人在理念、思想方面存在着差异所造成的。
对于袁伟民指责非议的“核心问题”,何振梁回应称,在国际奥委会主席换届选举中,“联署(一个人要竞选任何国际奥委会职位,必须找五个委员联合提名)跟投票是两码事”,而且认为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我们申办成功,很简单的一个策略手段”,并且默认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高层奥申委的批准”。有人分析,以何振梁的特殊身份,当一些矛盾发生的时候,再加上很多时候“时间不等人”,不可能事事“提前请示”,因此无论当事者如何富有平衡的智慧,也难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满意,误解与隔膜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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