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哲学学院院长吴晓明:
中国知识界仍是“学徒状态”
2015年01月1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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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汇聚中国当代132位人文社科学人访谈的《中国当代学人访谈录》发行。在该书座谈会上,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晓明说,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是学徒状态,处于西方学术话语的桎梏之下。
“为什么西方国家没出现老人倒地扶不扶的问题,中国居然出现了?为什么西方发展200年才遇到的环境生态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遇到了?”吴晓明反问,“不是说人家先进,你跟着学,自己就先进了。我们不仅要学,还要有思想。”
拿别人的经验套中国,这就叫学徒状态
齐鲁晚报:您说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处于西方学术话语的桎梏之下,是一种学徒状态,这话可以说震惊了很多人。为什么这么说?
吴晓明:先给你举个例子吧。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有个极富盛名的组合——28个布尔什维克。这28个人从苏联留学回来,马恩经典倒背如流,俄国经验烂熟于胸。1927年以后,中共有了武装,这28个布尔什维克认为,中国革命应该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因为马恩的原理说要暴力革命,俄国的经验说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所以这28个人坚持这条道路,结果是从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他们在各个地方搞武装起义,一次次失败,损失惨重。
这就叫学徒状态,拿别人的经验套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一直到中共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到这个时候,中国革命者才摆脱俄国的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
齐鲁晚报:对西方亦步亦趋,缺少自我主张,这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很风靡吗?
吴晓明:很风靡。相比中共早期的28个布尔什维克,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那时候的教条来自苏联,现在的教条来自西方。现在真正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很少。
齐鲁晚报: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反而迷信别人的?
吴晓明:举个例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拿三五个经济学奖都不为过,但实际上我们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的经济学还不能有效地阐述这个过程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机理是什么,还不能提出自己的一套学术体系。当然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学术体系。
不光经济学,包括现在的科研评审、学术量化指标等中国学术制度,都是完全从西方搬来的。现在各个学校、研究机构等,评职称都要拿项目。为了得到项目,有些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片乌烟瘴气。每年要报预算、决算,写很多报告、表格,费用又难报销,占用研究者大量时间精力。说到论文评审,你得想办法进评委会,否则评不上。要是有外评,大家就打听哪些人可能是评委,各个单位想办法把自己人塞到评委会里。这些从西方搬来的学术制度从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
齐鲁晚报:我们是不是一直这样?
吴晓明:回溯民国时候,那时大学根本没有项目一说,清华国学院导师一个月350块现大洋。现在评教授,要讲究有多少项目、多少论文、档次怎样、多少奖,最后评出来了,实际上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清楚。可能另外一个人分数比你低,但水平比你高得多。
西方没出现老人倒地不扶现象,我们出现了
齐鲁晚报:当学徒是不是一无是处?
吴晓明:当然不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断向外国学习,这是非常必要的。“文革”期间,这种学习中断了,到改革开放,邓小平就要求我们赶快学。可以说,改革开放头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最大需要是学习。而且我们要形成自我主张,一定要经历学徒阶段。现在问题在于,学来的东西要真正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件事现在变得越来越急迫。
齐鲁晚报:为什么现在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了呢?
吴晓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也遭遇了高度的风险,一是环境问题,二是社会生活问题。
从环境生态方面来看,因为我们人口数量巨大,发展速度快,西方发展了两百年遇到的问题,我们三十年就遇到了,而且比他们严重得多。这些环境生态问题是西方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就是向大自然不停地索取。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发展一味因循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肯定行不通。
从社会生活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居然出现了老人倒地扶不扶的争议,这在西方国家是无法想象的。这就是西方自由市场、唯利是图的原则在社会生活泛滥的结果。我们通常讲的自由市场,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唯利是图。古典作家把它叫作犹太本质,它也有积极意义,能激发人的动力,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泛滥,将造成严重后果。
齐鲁晚报: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老人倒地没人扶的现象,而我们却出现了?
吴晓明:这就牵扯到东西方的差异问题。自由市场唯利是图的原则在西方有个强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救赎宗教。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讲,法律赋予美国人绝对的自由,但上帝使他们不得为所欲为。而中国是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唯利是图的犹太精神如果随便扩张,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解体。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这种危险,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各种道德问题等。
不是说人家先进,你跟着走就先进
齐鲁晚报:有些东西,光当学徒是学不来的。
吴晓明:是的,很多时候,完全跟着人家走是不可能的。人家那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多限制条件,不是说人家先进,你跟着人家走,自己也就先进了。马克思当年思考德国道路,他看到英法在德国之前发展,更加先进,但他不认为德国人要走英法道路。后来,德国道路确实和英法道路不一样,当然跟马克思讲的也不一样。甚至英国道路和法国道路也不一样。西方世界内部尚且如此,中国作为东方国家,问题要复杂得多。依我看,标准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非基督教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
齐鲁晚报:为什么在非基督教国家很难成功?
吴晓明:事实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基督教教化使西方血缘的、伦理的、宗法的关系通通解体,产生原子化个人,这种原子化个人是西方政治民主制的基础。而中国不同于西方,中国社会是半宗法、半伦理、血缘纽带特别紧密的社会。西方经过一千多年基督教教化之后才形成原子化个人,但是,中国学术界很多人根本没看到这一点,他们一开始就讲个人权利、讲市民社会,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齐鲁晚报:中国一直都是人情社会、血缘社会。
吴晓明:举个例子,这些年我很少带博士生,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就业形势不好,而我作为他们的老师,好像就有义务帮他们找工作。到了就业时,他们就会找我说:吴老师,我要毕业了,这个工作的事情你也帮我费费心。而在西方,作为导师,我在你毕业时只需要帮你完成论文答辩,帮你写个推荐信就好了。在中国,老师和学生也是半伦理的关系,甚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准血缘联系。这是非常不同的。
齐鲁晚报:东西方文化和传统差别很大。
吴晓明:差别很大,比如我们老是说朝鲜是世袭制,但它只不过是一种极端的家族制。日本,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是首相,它的叔叔是上一届的外相。印度也是,菲律宾也是,韩国也是。所以说,事实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西方人 已经不愿学习了
齐鲁晚报:那中国学者如何摆脱这种学徒心态呢?
吴晓明:现在学者需要做的是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现状。现实跟我们通常讲的事实不一样,是本质的东西,要把握中国的现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拿了西方概念往中国社会上一套,实际上把事实完全曲解了。在这一点上,老一辈学者在关注中国现实方面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在接受外来学术时有自己的主张。
齐鲁晚报:那您觉得,中国要靠什么才能不做学徒?
吴晓明:有人说经济发展主要靠品牌,有人说主要靠技术,这些东西都是逐渐能解决的,我认为还要靠思想。现在,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学习的民族,这也是学徒心态的来源。但是总有一天,当他面对很大危险的时候,他就知道不仅要学,还要思考。
齐鲁晚报:您觉得,我们是一个爱学习、有活力的民族吗?
吴晓明:看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有没有活力,要看三个要素:第一,是否拼命干活。你去看欧洲,比如法国人过完了圣诞节上班,到四五月份开始讨论暑假怎么度假,然后准备罢工,罢工完提高一点工资以后再过圣诞节,但中国人明显不同。第二,是否愿意生孩子。如果一个民族不愿生孩子了,他们人口自然递减,表明它活力丧失了。第三条,是否愿意学习。西方人已经不学习了,美国最优秀的学子,包括耶鲁、哈佛的,只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不再学习。对中国,他们只知道两件事,一个是天安门事件,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因为哈佛开这两门大课。但是,你去问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你说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谁会选上,他都能跟你谈上半小时。当然他可能胡说,但是他愿意了解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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