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踩踏后遗症——
对遇难者救助还是赔偿?
2015年01月1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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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一位遇难者家属在现场祭奠逝去的亲人。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以信息发布与安全机制为起点,反思、质疑和追问一直没有停止,并显示出“专业主义”。信息如何有效发布、传播,踩踏事故的发生和应急处理机制,踩踏事故现场如何自救与救援甚至媒体采访的伦理问题,均引发广泛的讨论。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幸福仅仅一步之遥
2014年最后一天,傍晚时分,20岁的牟滨彬背起背包,与要好的朋友乘火车从义乌赶往上海。
对牟滨彬而言,上海是他新生活开始的地方,在此跨年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2014年上半年,放弃高考的牟滨彬走出重庆忠县拔山镇的大山,到上海谋生。
2015年1月6日下午,牟滨彬的伯母向齐鲁晚报记者回忆,侄子学习成绩并不差,之所以弃考,是因为贫穷。
曾在忠县水泥厂上班的牟父,2007年因精神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当时每个月的退休金才600多元,现在涨到了1000多。”牟滨彬的伯母说,为了打消牟滨彬的顾虑,2013年春节,全家人商定,由牟滨彬的四叔承担他的大学学费,生活费则由大伯、姑姑等人承担。
牟滨彬最终拒绝了家族的援助,选择用自己的双手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中国象棋,是开启新生活的钥匙。
牟滨彬的伯母介绍,牟滨彬自幼学下象棋,虽没经过专业培训,可棋艺很好。“第一次参加重庆市在忠县举办的象棋比赛,就拿到了300元奖金。”
此后,牟滨彬陆续参加了上海、重庆和广州等地的象棋比赛,并获得名次。因此,对放弃读书后的生活,牟滨彬并不担心。离开学校后,已在上海定居的小姨帮牟滨彬在上海一家棋社找到了一份工作——象棋培训班教师。
2014年6月,经同事介绍,牟滨彬又到义乌一家象棋培训班教学。牟滨彬的伯母说,到义乌后,牟滨彬的收入有了起色,“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挣了1万多。”
牟滨彬未来的希望,已露出了尖尖一角。“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面对齐鲁晚报记者时,家人们还会忍不住想象,如果不是发生了踩踏,当牟滨彬回到上海,站在外滩与最好的朋友一起跨年时,心里会有多少喜悦和憧憬。
跨年的意义仿佛就在于此。
23岁的江西上饶小伙周孝洋,2014年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希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21岁的马来西亚女孩陈蔚,希望在新的一年,到更远的地方旅行……
一个个怀抱梦想、试图透过灯光眺望幸福的年轻人,不断向外滩汇集。
误判?失职?
当天22点多,牟滨彬抵达了上海。在此之前,他把自己的行程通过微信告诉了小姨和在外滩附近工作的表哥海丰(音)。约一个小时后,牟滨彬走出地铁站,与前行的人群一起直奔外滩。此时,稍晚之后遇难的潘海琴和李娜等人,已被挤得无法转身。
22时27分,上海地铁发布消息:截至21时50分,上海地铁全网客流达963万人次,超历史全天最高客流14.4万人次。
来自上海警方的数据显示:当天20点30分左右,外滩的人流量已接近2013年灯光秀时的规模,达到了30万。随后人流持续增加,远远超出预期。
幸存者赵葳葳曾回忆,他带着相机想拍江边夜景,但汇入人潮后,相机只能举在空中,放都放不下来,“人和人之间几乎没有一点缝隙。”
23时32分,上海警方微博提醒:“外滩已近饱和,建议择地前往跨年。”
“外滩当时的情况,真的只是接近饱和?”媒体人邓璟事后质疑。邓璟检索到复旦大学博士后朱春霞2004年发表的毕业论文,文中,朱春霞结合中外踩踏事故研究指出,当景点室内达到1㎡/人、室外达到0.75㎡/人,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无论是事故现场的报道,还是网友提供的大量现场图片,都显示事发前跨年人群的拥挤程度,已远超上述标准。
彼时,身在陈毅广场陈毅雕像东南方向台阶处,牟滨彬、周孝洋等人先后被挤倒。跌倒的赵葳葳刚爬起来,就看到了四处散落的鞋子、纷纷倒地的人,以及涌来的哭喊声、救命声。他认出了被压在人堆最下面的潘海琴穿的黄色羽绒服,使劲去拉却拉不动。
23时55分,网名为“穿T恤的元谋人”、参加跨年活动的上海长征医院一名医生,和同事一起到达外滩。倒计时过后,她们顺着人群慢慢向北挪动。“原本一切都那么美好。”事后,“穿T恤的元谋人”在日记里写到。
几乎与此同时,牟滨彬也被送往瑞金医院急诊室。海丰还在等待表弟回家,踩踏事件的突然出现令他更加焦虑。2015年1月1日凌晨近1点半左右,他终于拨通了表弟的电话,另一端的声音说,牟滨彬正在瑞金医院急诊室接受救治。
消息传回重庆老家,家族成员赶忙收拾行李,订好机票,马不停蹄直奔上海。牟滨彬没能等到他们的到来。根据家属记录的就医信息,2015年1月1日2时55分,牟滨彬抢救无效离世。
生前困苦,身后不幸
36个离去的生命,留下的是36个难以接受的家庭。正是因为遇难者的年轻,家属们心中的那份不舍才更为浓重。
踩踏事故遇难者“头七”祭日的阴冷天气中,家属们始终难以平静。
牟滨彬的离去,让他生前的种种细节再次涌上家人的心头。“这个孩子很听话。”牟滨彬的伯母向齐鲁晚报记者回忆说,牟父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因为病发的间歇性以及及时治疗,2011年之前,家里一直瞒着牟滨彬。
翻着手机相册中牟滨彬的照片,伯母一度哽咽。照片中,牟滨彬肩扛着叔叔家年幼的妹妹,和弟弟们一起开心笑着。孝顺、懂事、有担当,牟滨彬的伯母说,牟滨彬是独子,1月5日晚,受不了打击再犯精神疾病的牟父吃饭时端着碗喃喃说道,“儿子,吃饭了。”
最疼爱牟滨彬的爷爷,在事发一周后仍被蒙在鼓里。“因为一直在水泥厂工作,他得了尘肺病。”牟滨彬的伯母说,他们唯恐家族再遭受二次打击。
不幸的家庭总有相似的不幸。“他今年才23岁,刚刚大学毕业,都没娶个媳妇成家。”遇难者周孝洋的大伯周著战(音)说,周孝洋同样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父亲在煤矿做挖煤的临时工,在深黑的矿坑里,一天24小时也见不到几次阳光。
“他父亲染上了尘肺病,没有劳动能力,母亲患有严重糖尿病,干不了力气活。”周著战称,家里唯一经济来源只剩下周孝洋姐姐的收入。
“他姐姐一直没找到好工作,将来结婚了,父母的养老怎么办?”周著战一脸担忧,周孝洋的不幸遇难抛出了这个现实问题。“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只希望多年后周孝洋的父母养老能有个出路。”周著战称。
更现实迫切的事
1月6日、7日,上海警方在祭奠现场设下数百米隔离带,围出媒体区、祭奠区等不同区域。
1月6日11时许,一位遇难者家属,试图从媒体入口进入时被拦下。“我的孩子死了,你们还不让我进去?”不满情绪瞬间爆发,这位家属眼看就要给拦他的警察下跪。祭奠结束后,这位家属仍大声指责阻拦的警察。愤怒背后,既是家属对与事故相关的信息传播、安全机制的质疑,也有悬而未决的善后处理结果。
尽管事后官方反复强调,往年都会举行的外滩灯光秀,已因安全考虑取消。且这一信息也通过政府网站和当地媒体发布。但仍有如牟滨彬一样未能知晓的外地游客为灯光秀走向外滩。
“一些重要的公共信息,何以在舆论场‘沉没’?”媒体人铁永功追问。
以信息发布与安全机制为起点,在踩踏事件发生后,反思、质疑和追问一直没有停止。
1月5日,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在《中国旅游报》撰文,以《外滩踩踏事件告诉我们什么》的文章批评政府的不作为。这位副局长认为,因为没有组织活动,所在地政府和上级政府责任意识会下意识地放松,但是法律并没有免责。
她引用的论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七条: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外滩踩踏事件告诉我们的是,守夜人的责任就是这样。”
直到1月6日,遇难者家属们仍未被告知明确的后续处理结论。“有个戴有‘志愿者’胸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次(对遇难者家属)是救助,不是赔偿,因为这次活动是群众自发性的。”牟滨彬的伯母讲起去殡仪馆确认遗体时听到的说法,颇为不满。
“我听了很不舒服。”她说,对于这个希望已趋破灭的“失独”家庭而言,“一句救助就打发了?”如何让失去独子的牟滨彬父母,在悲痛过后,在即将到来的老年生活中能过得更好一些?怎么为这个家庭争取到最后一点现实的安慰,对牟滨彬的父母来说,才是更为紧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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