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期盼,信念与执着
文艺大腕儿的这一年
2015年01月1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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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回头向2014年说声:再见!再转过脸来朝2015年说声:你好!对过去的一年,你对自己以及身边的朋友是否还算满意?是否在这一年里有几件令你难忘的事儿发生?与此同时,记者联系到四位文艺圈大腕儿,让他们与大家分享下他们的2014年与这个崭新的2015年。
我是贾平凹
我老了怎能不想不讲啊
我是贾平凹。创作一直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2014年也是如此。2012年底《带灯》问世后,2014年《老生》也展现在读者面前。平均两三年写完一本长篇小说,网上都有人说我是“劳模”啦。
其实这一本《老生》,是烟熏出来的。我是吃过四十年烟的,加起来可能要烧个麦草垛。现在我老了,多回忆往事,而往事如行车的路边树,树是闪过去了,但树还在,它需要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
2014年对我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除了写作和开会,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领奖。上半年在领《带灯》的奖,下半年在等《老生》的奖。《带灯》基本囊括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之外的大小文学奖项。而《老生》刚问世两个月,就接到了几个领奖通知。2015年,我肯定还会奔波在开会和领奖的路上。
《老生》写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记忆,这些记忆肯定是沉重的,但在小说的叙述中反而举重若轻,地是重的实的,天是轻的虚的,这样作品才不至于就事论事。我所知道的百多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为了获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许多事一闭眼就想起,许多事总不愿去想,许多事又常在讲……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如今的年纪,又怎能不想、不讲啊!
我写这种乡土生活的书得心应手,但是写城市生活的书,就得靠年轻作家了。
说实话,三年完成一部长篇,这算不得多。我是五十岁后才稍稍懂得怎么写长篇,总觉得有东西写。我不大走动和应酬,就是写作。如果论潜心,也算得上潜心吧。作家,好比农民种一季庄稼,收一季庄稼,再种一季庄稼。虽然粮食已经够吃几年了,还得当种当收,这是工作嘛!(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采访整理
我是舒乙
文艺圈反思得很厉害
我是舒乙。在过去的2014年,我的散文和绘画作品自选集《开窍的日子》出版。这一年,我还在台湾两位大夫的帮助下,从右肾肿瘤的威胁中走出来,彻底治愈,又开始正常写作、画画、讲演和从事社会活动。
在社会文化方面,2014年,我看到了一些不正常的文化现象。比如文艺节目忽视文艺的欣赏、励志、反映社会和人性的功能,只注重娱乐甚至嬉戏的功能。
虽然“文学是人生教科书”这样的命题太过老套和狭隘,也过于强加和夸大、不切实际,但文学应是反映社会人生的,这应该不错。《红楼梦》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此。文艺应有特殊的欣赏功能,还应有励志功能,在把读者感动之后,或笑,或哭,回过头来,要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到一些人生的道理。如果仅仅是娱乐功能,甚至嬉戏功能,则未免本末倒置了。
与此相关的另一现象是重要的晚会节目中太注意流行时尚,缺少交响乐、歌剧、芭蕾舞、钢琴、小提琴等高雅艺术,编排水平上显得比较低级,品味不足。每年我国都有不少优秀青年选手在国际重大比赛中获奖,但是从来没有邀请他们在国内的重要晚会上亮相表演。
此外,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读书的萎缩。玩手机代替了读书,甚至有人在听讲演、看演出时,也要掏出手机来忙活。对手机的依赖严重损害了人们对经典作品的阅读与崇拜,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侧重面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和颠覆。
与此同时,小书店萎缩,包括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著名书店都纷纷倒闭关门,活不下去。这和国外形成强烈反差。在巴黎、柏林、伦敦,小书店林立,到处都是,全然是城市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是一座文明古城的名片和骄傲。让小书店萎缩绝不是什么好现象,特别是正在倡导文明、提倡繁荣精神生活的时候。文学上有高地,没高峰。数量上的大繁荣不等于质量上的丰收,传世之作有待产生。
还有一个现象,文化名人故居里,尤其是作家故居里,基本上买不到作家的书,也买不到有特色的纪念品,究其原因,是上级文物部门一律不批准经营权,不能卖书和纪念品,不能开发票。这和国外的博物馆、故居纪念馆相比有天壤之别。后者卖书、卖独特的纪念品的收入可以占到博物馆(不管是国家的还是民营的)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博物馆不收门票,国营的由国家全部供养,固然是大进步,但为观众提供书籍和纪念品这个环节,同样不可忽视。
虽然存在一些不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总体来说,2014年是给人希望的一年。10月份,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对文艺圈的种种乱象起了纠偏的作用。习主席讲话之后,我看到文艺圈反思得很厉害,这让人很高兴,感觉文艺从经济挂帅回到了正确的方向。对于2015年的中国文艺圈我充满期待,预计会有好的发展。(老舍之子、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
本报记者 张亚楠 采访整理
我是智效民
我还要为民国书写
我是1946年生人,按照中国传统,2015年七十虚岁,就成了标准的“七零后”了。
回想2014年,做的事情还不少。第一是按部就班地读书,在读书基础上写作,有几十篇学术随笔,然后还完成了一部书稿,初步定名为《民国科学家》,另外还出版了一本书,《教育在民国》。
写书主要是乐趣,能够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对好多社会现象发发言,这是我最幸福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跟读者互动很多。最近两三年出了四五本书,像《民国老校长》等,因为这个原因,走了好几个省,主要任务是和读者见面。
其中一次让我印象深刻。山西有个很偏远的县,一般人不知道,叫岢岚,是卫星发射基地所在的那个县。当地县委书记买了本《教育在民国》,他让我去那里,给全县科级以上干部和教师作了两次讲座。我当时还挺奇怪,一个县委书记竟然会请我去。后来想明白是咋回事了。其实党内一些领导干部,也是愿意听真话,不愿意听假话的,也是有了解历史,包括民国史的愿望的。
说到2015年,我是不愿意预测未来的。明天是什么样子,也许我就不在了呢?或者这个世界突然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呢?都很难说。什么都不是永恒的,只有生活才是永恒。(著名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
本报记者 魏新丽 采访整理
我是陈佩斯
我会坚守在舞台喜剧一线
我是陈佩斯,一名喜剧演员。
2014年和2015年,北京喜剧艺术节迎来第四季,当初我发起这个活动,就是想着喜剧是一个兴盛的艺术,笑声是人类社会上升的表述,而嘴角向下,是我们低落、衰败甚至灭亡的表达。作为一名喜剧演员,我有责任和义务带给观众更多的欢笑。
大家都知道,这一届的喜剧艺术节在以往剧目展演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喜剧剧本征集、喜剧调研、喜剧论坛等系列活动。不过,喜剧剧本的征集不理想。现在的人都浮躁,坐下来写剧本很困难。每年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报考表演的人成千上万,但愿意学编剧爬格子的人寥寥无几,这是让人非常忧虑的事情。没有好的剧本,就无法创作导演出好的剧目。
2014年最让我高兴的事,就是成功开办了首届喜剧论坛,许多老朋友前来捧场,一起探讨喜剧未来发展之路,这是我一直想做且也想做好的事儿。我们想除了自己做好,最重要的是年轻人也要有发展前途,他们需要指导。有一次我去上海演出,得到了一个特别中肯的评价,我看到之后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的年轻创作者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一直在喜剧中摸爬滚打,希望他们能取得成功。
2015年,我将继续坚持在舞台喜剧一线,带领我的学生,给观众带来更多好看的剧目。
另外,暌违大银幕已久,我将与朱时茂再度携手,在2015年1月16日即将上映的《谍·莲花》中为观众献上精彩表演。大家也都看到了,最近片方曝光一组我的剧照,希望观众喜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著名喜剧演员)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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