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大学生记录“家·春秋”,挖掘平民史
2015年02月0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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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家·春秋”计划于去年10月启动。(资料片)
谢晓萌、邓啸林都是“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参赛选手。在“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号召下,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沿着内心的感动与困惑,去挖掘自家的平民史。
本报记者 张亚楠
躲在被窝里读《茶花女》的奶奶
很遗憾,山东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谢晓萌没有入围“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资助名单,但这个淡眉瘦脸的女孩子坚定地说:“我一定会把纪录片做下去,做我的奶奶。”
家住枣庄的晓萌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的故乡在上海,家里经营着一家金店。总是在不经意间,奶奶讲起她不一样的童年。
两年前,70多岁的奶奶看到孙女在看《小时代》,就给她推荐了一些自己爱看的小说:《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雷雨》……“她告诉我,这些小说都是她十几岁时躲在被窝里看的。那时候,她可喜欢这些小说了,一两晚上就看完一本。”这引发了晓萌的好奇。追问之下,她才知道奶奶上过教会学校,毕业后当了护士。
两年前上高三,父母、老师步步紧逼,晓萌压力巨大。奶奶反而不在意,劝解她不要为了考大学而学习,关键要有兴趣。这让晓萌有点意外,又有点感动。“但是她对我学不好英语深恶痛绝,总是唠叨。”晓萌笑道。
对于老上海的童年岁月,奶奶很爱给孙女讲,但是对于20岁后的下乡岁月,老人却闭口不谈。孙女问起来,她就一句话:“没什么好说的。”
晓萌不知道奶奶对往事的想念为何止于离家下乡那天。这也引起这个年轻人的好奇,她想重回那段历史里寻找原因。
最近这些年,奶奶每年都要回上海老家。去年“十一”,奶奶从上海回来后却闷闷不乐,一问才知道,老人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家亲人和自己的感情似乎淡了。
听到这话,晓萌心里很不舒服,她坚定了做好这个纪录片的决心:“我想告诉奶奶,她的故事,我们都愿意倾听。”
高外祖父是被误杀的地下党?
跟谢晓萌一样,山东师范大学的邓啸林也是听着长辈的故事长大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邓啸林的高祖父是一名医生,后来成为湖北京山地区最大帮会汉流会的首领。但他刻意掩藏了中共地下党地区领导人的身份。在父辈口中,作为地下党的地区抗战领导人,高祖父聪明、果敢,被记录于革命正史中,镌刻在纪念碑上。
而母亲这边的祖辈,却很少传出这样的传奇故事。
直到有一天,邓啸林偶然得知,高外祖父并不是默默无闻的山野村夫,而是作为国民党地方官员在解放战争时被杀的。令人吃惊的是,他被杀后,一名共产党指称高外祖父其实是地下党,曾救过他的命。更巧的是,这个人正是高祖父的副团长。
尽管有人出面为高外祖父正名,但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复杂的政治形势,母亲家族的人始终对高外祖父的事三缄其口,后来甚至连高外祖父的职务和身份都众说纷纭。
高外祖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让邓啸林倍感困惑。复杂的情绪在这个年轻人心里翻腾,于是,他就把这次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大赛当成了释放这种混沌情绪的出口。
邓啸林想把要拍的纪录片命名为《山的两边》。
“我的高祖父、高外祖父的家位于湖北京山县绿木岭的两边,他们为外人所认可的身份,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后人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冰火两重天。”邓啸林说,在他心里,家乡的绿木岭就像一座分水岭,分隔了他身体里的两股血脉,他要去穿越这座岭,探寻两股血脉的源头,解开心里的那团混沌。
国民党老兵的气愤
“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从2014年9月底开始,陆续有78支参赛队伍、几百名大学生报名参赛。同谢晓萌、邓啸林一样,参赛队员大多把主题锁定自己的家庭记忆。
“‘春秋’指代历史,‘家·春秋’则是关于家的历史。”大赛执行总监渠馨一说,“但这里的‘家’不只是狭义上的家庭,还包括家族、家乡、家国,这样从社会、血缘、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展现的‘家’会更丰富和立体。”
山东财经大学《1/5》团队的主题就是听起来很宏大的“家国”,他们把镜头对准了台湾的抗战老兵。
然而,采访一开始,他们就遭遇了隔膜。
2014年10月25日,在台湾世新大学做交流生的团队成员严晟昊踏进台北北投区的一个眷村——中心新村。眷村是1949年后台湾政府为大陆迁徙过去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兴建或配置的村落,而中心新村是台北市政府着力维护保存的眷村。
从村口开始,严晟昊挨家挨户敲门,终于碰到了一位自称老兵的老人。没想到,听说眼前的这名年轻人来自大陆,想了解自己的经历,老人的脸刷地拉下来,把严晟昊赶了出去。
“那位爷爷像是喝了酒,脾气有些不好。”严晟昊回忆,这让他挺失望,更想不通老人气从何处来。
严晟昊只能继续寻找。从下午1点到5点,村子里200多户都问遍了,还是一无所获。失望的他疲惫地走向村口,打算离开。这时,一位老人操着一口苏南话凑上前询问:“小伙子你干啥啊?”
听了严晟昊的叙述,老人呵呵一笑说,他15岁参军抗日,至今75年了。就这样,疲惫失落的严晟昊撞见了要找的老兵。
这位老人叫颜黄玉。从他口中,严晟昊了解到,转移到台湾的国民党士兵生活并不容易,尤其是普通士兵。他们来到了想象中富庶、温暖的宝岛台湾,却沦为社会底层。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技术,没上过学,也找不到好工作；此外,他们还不被台湾本地人接受。那时候“人心溃散”,很多士兵想回老家,但又回不去。
严晟昊说,这时候他才理解了横亘在自己和那个愤怒老人之间的隔膜。他认识到,老兵这个身份带给那位老人的,更多是不愿回忆的困苦。
而且,老兵们曾经历过漫长的戒严时期,虽说戒严令早已被废除近30年,但隔膜和担忧已经烙入心里。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而在充斥着家国兴衰、王侯将相的教科书上,这些都是看不到的。
故事这么普通,又这么生动
这次采访,严晟昊和他的队友从老人那里获知的“新历史”不止这些。他们了解到,对于很多国民党士兵来说,1948年从大陆到台湾的大撤退是没法选择的。对颜黄玉来说,当时苏南故乡已经成了解放区,部队长官告诉他们,作为国民党的兵,回去就会被杀死。所以他们不敢回家,只能随着部队转移到台湾。
在老人的叙述中,炮火纷飞的抗战岁月始终闪耀着荣光:“当时没有累不累这一说,也不害怕,你不打,这个国家就失守了,就要被别人控制了。”
不过,90岁的颜黄玉老人最喜欢讲的不是抗战,而是来到台湾后与妻子的结合。他一遍遍说,1950年,他25岁,经常去一家裁缝店补衣服,与店里的老板娘混熟了。老板娘说:“我把我的小女孩许给你,也不要你钱,你养她就行。”就这样,他有了妻子,一起开牛肉面馆,盖房子,生儿育女,直到几年前,妻子走了。
“这些温馨的故事是他最爱讲的,但是历史书里不会关注这么小这么普通的事。”严晟昊说。
严晟昊和他的队友可能不知道,远离家国视角,注重个体经历、个体感受,正是最近几年掀起的个人写史、平民写史热潮的特征。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说,从微观视角上讲,一些人甚至比颜黄玉老人走得更远,并得到了市场的承认。
比如《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蹉跎坡旧事》,它们都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记录。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国家历史的大背景下去书写,但是这些普通的叙述却打动了万千同胞,在出版市场上异军突起。
唐建光认为,平民历史让人们看到,原来历史还有这么生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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