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两个哥哥的牺牲,张英武痛心不已。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摄
德州土桥镇张家的两个儿子张英明(左)和张英才均在抗战中牺牲。 (本报记者马志勇翻拍于张英武处)
1937年10月3日,日军攻克德州城。(资料片)
1937年德州沦陷后,土桥镇一户张姓地主家的两个儿子,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对国家来说,这两个人只是千千万万的牺牲者之一。但对一个家族而言,他们的离去意味着家族自然传承的断裂。
危亡年代,正是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前脚踏出门,后脚不打算踏进来”的年轻人的存在,中华民族的血脉才得以保全。国与家,从此不再分离。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寇润涛
如果日本人没来,他们就大学毕业了
正是源于这些“优待”,孩子们眼界大开,忧国忧民,也使得这个家族与国家的命运相连。
但战争打碎了张家和土桥镇沿着传统固有轨迹的前行。
“如果那一年没有日本人来,他们就大学毕业了。”
3月3日,德州土桥镇,端坐于春日煦暖的阳光里,88岁老太太张英武半眯着眼,陷入对往事的沉思,更似旁若无人地喃喃自语。
年轻时的一些片段,已如磐石般占据于她脑海一隅,一旦被外界触动,就像进入“单曲循环”模式,每隔几分钟就会重复播放一次。
比如谈起抗日,她开始翻来覆去絮叨大哥和二哥死去时的某些场景,好像自己一辈子就经历了这件事。
张英武出身的张家,是个典型的地主家庭,张英武这代人是2儿5女,按照传统标准,两个儿子肩负着家族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重任。
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两个年轻人本不该早逝,张家也理应在原有节奏上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但历史从来没有假设。
从德州市区出发,沿104国道一路向东,行车大约十多分钟便到了一座公路桥,往回走两三百米向南拐到一条窄窄的乡间小道,穿过一座标有“危桥”字样的破烂小桥,便是土桥镇了。
有桥多有水,从镇西北穿行而过的马颊河,蜿蜒向东北方向流去,最终汇入渤海。与这条水道上的众多村镇相比,如果说土桥镇有什么特别之处,可能就是这里的地主大户比较多。
“七七事变”前,镇上800来户人家中有张、李、赵、刘四大姓,占了约一半人家。其中,张氏家族地最多、最显赫,张家弟兄四人,张洪谟是公认的老实本分,他的几个“英”字辈后代,不论男女都享受了同村其他孩子难以享受的优待。
正是源于这些“优待”,孩子们眼界大开,忧国忧民,也使得这个家族与国家的命运相连。
土桥镇上仍能清晰记得1937年前后事情的老人已为数不多,83岁的李正光是其中一个。
“宁可卖地,也要供几个孩子上大学。”3月4日,忆及昔日本村的这个煊赫大族,李正光反复重复一个词,“有眼光”。
李正光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曾拿着一个棉布袋到张洪谟家换回2斤芝麻,后磨成面,才暂解了家里的饥饿。他还记得,张家常年雇有长工,有不少的骡子、马。
但战争打碎了张家和土桥镇沿着传统固有轨迹的前行。
张英武的长子季桂起将对当时历史的考证,写进一本名为《长河谣》的家族自传式小说里:民国二十六年即公元1937年的那个夏天,很是特别。六月份入夏不久,华北平原就异常炎热,然后长达半个月的暴雨,庄稼地里的水怎么也放不掉,马颊河的河水也随之暴涨。农民们都说“天漏了”,略懂些周易八卦、阴阳五行的人们,则掐指算道:“要出大事了”。
当年7月7日,日军发动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山东的北大门、距北京600里的德州,自是难以幸免。
走向抗日的路
张英武记不得什么时候才从“大洼”回到家里,只记得后来日本人在村中小学驻扎了好几个月,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几乎天天来家里骑马,还时不时给她糖吃,但家人始终不敢言语。
那场重大变故,留在张英武脑海中的,仅剩几个片段。
1937年10月3日,历经三天三夜苦战,自平津以来所向披靡的日军,艰难攻破德州城,后沿济德公路开进土桥镇。
“那会就是跑啊。”张英武记得,听闻日本人要来的消息,村里人有的躲到了山洼里,有的投靠了外地亲戚,偌大的村子一时间成了空壳。
几个心存侥幸留下的光棍汉,不幸成了土桥镇在这场国难中的牺牲品。
张英武记不得什么时候才从“大洼”回到家里,只记得后来日本人在村中小学驻扎了好几个月,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几乎天天来家里骑马,还时不时给她糖吃,但家人始终不敢言语。
她不知道的是,此时在德州的二哥张英才,已开始考虑民族危亡这样的“国家大事”。
1935年,张英才小学毕业时,“有眼光”的张洪谟其实迫于经济压力原本没打算让他继续学习,这一决定遭到了张英才的“反抗”——在村外的坟地里不吃不喝坐了一天。
抗争换来的是妥协,张英才得以继续学业。不过张洪谟定下了规矩:到县城上中学只能吃粗粮。
对于渴望学习的张英才来说,能够到县城最好的省立十二中学(后来的德州一中)学习,早已心满意足。在这里除了学习国文、数学、物理、英文等课程外,还能了解到乡下父亲无法接触的东西——国内最新的局势。
1935年,日军推行旨在分裂中国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染指华北。次年,河北部分地区“自治”,中华民族到了危亡边缘。
抗争随之而来。1935年12月,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掀起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运动迅速获得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
13岁的张英才显然不会置身事外。
虽然细节已难以考究,70多年后,季桂起在自己的小说中,以艺术化语言还原了那一代“身在书斋、心系天下”的年轻人的共有心态:这一夜,立诚(书中主人公,张英才原型)觉得特别长,日本人确确实实要打到家门口了,他似乎隐隐约约听到西北边德州城那里传来阵阵闷雷式的炮声,他的胸中不断翻腾着一股按捺不住的激情,脑子里不断闪过历史上那些为国赴难先辈们的身影以及他们豪壮的诗句……
事实验证了季桂起的判断。两年后,随着“七七事变”的到来,张英才很快走上了抗日的征程。
噩耗开始
国难当头,张家人不能做缩头乌龟,要出去抗日。但张家的香火还要往下传,(儿子们)不能都出去,“既要对得起国家,也得对得起祖宗。”
张家最早走上这条路的,并不是张英才。
在《长河谣》中,张家父亲张弘畴(张洪谟原型),面对想外出抗日的儿子们说:国难当头,张家人不能做缩头乌龟,要出去抗日。但张家的香火还要往下传,(儿子们)不能都出去,“既要对得起国家,也得对得起祖宗。”
外出抗日,张家大儿子张英明走得“静悄悄”。
张英武当时才10岁,还记不得大哥的模样。张家人仅存的一张张英明的半身照,还原了这个年轻人的样貌:身着中山装,白净脸庞。
彼时,战争阴云笼罩下的济南已是暗流涌动。对于这里的人来说,“五三惨案”依然历历在目,这个城市对于日本人的仇恨绝不亚于南京。大战将至,城内的商户关门闭户,能走的都已到乡下避难。愤怒的学生们被组织起来,张英明即身在其中。
张家人回忆,1937年,在济南上了几年高中的张英明刚刚毕业,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直接参加了学生军,并很快奔赴前线。
张家的三女儿张英姮与张英明一起在济南上学,张英明只跟自己的姐姐见了一面,而这一面就成了永诀。
事实上,即使他想回家,条件也难允许,“从济南通往德州的要道上,设卡的日本人凡是查到军人或学生,就会拉出去枪毙。”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季桂起说。
张英明传回家里的只是零星的消息,在妹妹张英武的印象里,那时大家都说大哥参加了聊城范筑先的抗日队伍,还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但具体做什么却没几个人说清楚。
抗战第二年,噩耗传来,张英明所在的部队,在聊城保卫战中,全军覆没。
史载,这场耗时一昼夜的攻防战极为惨烈,是年11月,日军以大炮、飞机为掩护疯狂进攻。在击退日军十数次的进攻后,守城主将、时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的范筑先腿骨被打断,送医路上为免被抓受辱,自杀身亡。而后守城部队出现混乱,130余人从西门突围失败。最终,剩下的30余人退至西门瓮城里和日军展开肉搏战,全部战死。
消息是张英明的一个同学带来的,那次战斗前,这位同学被叫回了家里,之后得知了聊城陷落的消息。张英武至今记得,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的情景。
张家人至今不知道张英明“战死”的具体过程,但他们坚信,自己的亲人确实阵亡在这样一场为国家而进行的战斗中。
但张家的噩梦并未结束,4年后,张家次子张英才不幸罹难。
兄弟之死,选择尽忠或尽孝
对于张英才的死,张英姮内心备受煎熬,因为是她把弟弟从家里带出来的。几十年之后,英姮的负疚感依旧未能释然,“对不起他,对不起父母亲”的忧愤自责,充斥于回忆弟弟文章的字里行间。
对于二哥,张英武的记忆更多一些。跟大哥同一页上的照片,张英才一身戎装,挺拔而站,年轻的脸庞带一丝英气。
“这是他发给家里唯一的一张照片。”尽管平日里有些迷糊,但说起这张老照片,张英武记得清清楚楚。
按照张英姮的描述,这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背后写有“英姮姐姐存念!弟英才敬赠 四〇年四月”的字样。
当年才18岁的这个小伙子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哥哥罹难的消息。德州城破的那年,他就被姐姐带出老家,暂时寄养在滕县一个亲戚家,从此姐弟俩再无见面。
他们本来要去延安寻找红色理想的,但中途英才的大病,让英姮不得不把他留在了异乡。后来适逢中央军校(前身即黄埔军校)招生,英才报名参加,之后被分到了中央军校陕西凤翔第十七分校,于1940年毕业。
那时,中国的抗日进入相持阶段,日军的攻势已无初时犀利。德州土桥镇北的关帝庙,也矗立起一座三层楼高的炮楼,成了日伪军的固定据点。
张家最小的女儿英武也开始准备到德州第十六中学读书,她所面对的除了哥哥当年学过的课程外,还有一门额外的课程——日语,尽管每个人都很抵触这门课。
此时的英姮已到了延安,并设法和弟弟建立了联系。此后英姮一直在解放区生活,从陕北公学毕业后,先后去到延安烽火剧团、中央党校等处工作。
如同英明突然离去的消息一样,进入抗战的第五个年头,1942年,从部队传来了张英才罹难的消息。
英才的死没有英明那么壮烈,但同样令人扼腕:中央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河南驻军,1942年,他受命到山东单县一带招兵,返回时,在河南宁陵县境内与日军遭遇。
对于张英才的死,张英姮内心备受煎熬,因为是她把弟弟从家里带出来的。几十年之后,英姮的负疚感依旧未能释然,“对不起他,对不起父母亲”的忧愤自责,充斥于回忆弟弟文章的字里行间。
作为亲眼见证家族惨痛历史的最后一人,张英武并未过多叙述父母得到二哥去世消息时的情景,儿子季永昌说,前些年母亲头脑清醒时,一提及此,每每都会痛哭不止。
季永昌说,平时脾气很好的老母亲,前几年头脑清楚时,每每看到电视里的日本政客,总是忍不住大骂一番。
侵略战争带来的家破人亡,如果没有亲历,很难感同身受。
这种“仇恨”甚至隔代波及到了孙子身上。十余年前,知道孙子逃学去打游戏,张英武破天荒地狠狠揍了孙子一顿。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老太太平时可是对孙子疼得不得了。”季永昌的妻子说。
老人有自己的逻辑:打仗年代,想学习都没有机会,现在和平了却不知珍惜,光知道玩,怎么对得起张家死去的先人,“要是两个老爷爷活在现在,他们早就考上大学了。”
孙子是否受教,无从知晓。
侵略战争留在张英武身上的印记,始终未曾磨灭。如今,老人依然能打着拍子,哼唱出70多年前在学校“强迫”学会的日语歌。
在季桂起的小说《长河谣》中,外出抗日的张家儿子张立诚一直活到了改革开放后,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壮大。小说寄托了张家后人的某些理想,这种理想更存在去逝者身上。
战争把中华民族推到灭亡边缘,但更让中国人的凝聚力空前强大。这种强大,不仅仅在德州张家后人的身上。
唯一遗憾的是,传统的忠孝观念渗入骨髓的年轻人们,却只能选择尽忠或者尽孝——对得起国家,便对不起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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