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田:文艺与革命的歧途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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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文艺与革命的歧途

2015年03月1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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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李广田与夫人王兰馨在昆明。

　　 □林建刚
　　20世纪的山东作家,多带有浓厚的乡土情结。杨振声的小说《渔家》、臧克家的诗歌《三代》、张炜的散文名作《融入野地》等等,无不体现了对故土的深深眷恋。至于莫言,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也完全建立在他生长的乡村土地上。在这些优秀的山东作家中,乡土情结浓厚的李广田,也颇引人注目。
　　李广田最初在文坛崭露头角是因为他的诗歌,虽然他后来的散文更有名气。而说到诗人,大家可能对《断章》的作者卞之琳非常熟悉。其实,在上世纪30年代的诗坛上,李广田是和卞之琳、何其芳齐名的诗人,他们合称“汉园三诗人”,并合作出版《汉园集》。
　　李广田是山东邹平人,其家乡靠近黄河。黄河之水导引他走向了文学之路,读初中时李广田就开始写诗。然而,他却因为爱好文学引来了一场灾祸。
　　“五四”过后的中国文坛,对于新兴的苏俄文艺情有独钟。别林斯基、托洛斯基等人的文艺评论引起了许多青年人的青睐。出于对文艺的热爱,李广田从北平订购了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结果却因此被抓进了监狱。当时的山东军阀张宗昌视苏俄为洪水猛兽,在他治下,但凡阅读苏俄文学的人,都被视为暴力革命分子。订阅托洛斯基《文学与革命》的李广田也因此被视为危险分子而入狱。
　　李广田绝对不会想到,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托洛斯基始终是他的克星。很多年以后,当李广田再次遭遇不幸时,订阅托洛斯基的书成为他思想接近托派的证据之一。
　　托洛斯基笔下关于“文学与革命”的话题,也成了李广田一生的写照。在其人生的开端,李广田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他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创作上多有建树。但另外一方面,随着抗战的爆发,李广田亲身经历了国统区治下的贪污与腐败,延安解放区成为他心目中光明与解放的所在。于是,李广田开始了从作家身份向革命者身份的价值转换。这一价值转换的高潮,是在1948年前后,他一方面以学者与作家的身份出面,争民主,要自由,另一方面,则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暗中保护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
　　从作家到革命者,李广田思想转变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恰恰源于李广田的乡村情结。
　　与何其芳、卞之琳不同,李广田内心深处,一直涌动着泥土情结,他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悲悯,使他一直有一种融入土地、融入民众的思想冲动。在他早期的诗《地之子》中,李广田写道:“我的故乡是一片荒芜,那金色的沙原是我的保姆。我曾经在她怀里做过童年的美梦,我曾经在她背上踏过青春的脚步……她说,我出自黄土,还终归黄土。”李广田逝去多年后,在他百年诞辰之际,著名诗人牛汉还评价李广田“的确是齐鲁大地的‘地之子’”。
　　这种乡土情结,使他由衷地热爱底层民众。再加上当时李广田热衷苏俄文学,苏俄文学中的民粹主义情绪无形中影响了李广田,这也是李广田从自由主义文学家走向革命者的思想动因之一。
　　说李广田是自由主义文学家,源于他所接受的教育。中学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小学教师后,李广田很快就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深受国外国内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国外方面,当时的李广田最青睐英式小品文,这一时期,李广田非常喜爱三个英国作家,即写过《塞耳彭自然史》的吉尔伯特·怀特、写过《绿宫》的何德森和写过《道旁的智慧》的玛尔廷。这些“家常闲话”式的英式小品文成为李广田模仿的对象。与此同时,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对李广田也有很大的影响。倘使没有抗日战争,李广田或许会沿着周作人的文章路子走下去。不过,随着抗战的爆发,李广田不愿做亡国奴,不惜跋涉千里,前往国统区。在这千里跋涉中,李广田进一步走向底层民众,他青年时代接受的左翼思想又开始抬头,再加上他的师友何其芳、陈翔鹤等人的影响,李广田开始向往延安。李广田的这一思想转向,在他的自传式长篇小说《引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女主人公梦华的原型是李广田的妻子,而男主人公孟坚的原型则是李广田自己。在向读者介绍这本小说时,李广田说:“以梦华而言,丈夫所在的自由区是一股引力；以孟坚而言,更自由的天地是一股引力；从敌占区看大后方,有一股引力；大后方以外的解放区更是一股引力。”
　　向往延安的李广田,最终从书斋中走出来,成为一个革命者。但是,革命历程中的知识分子,处境难免尴尬,因为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能够独立思考,善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对李广田而言,最能体现这一尴尬的无疑是“少年果戈里事件”。
　　“少年果戈里”是李广田的一个学生的绰号,这个学生热爱文学,向往民主自由,在接受了初中教育之后,就走向了社会。他读了许多文学书籍,经常给李广田写信,信中,他跟李广田谈人生、谈文学、谈理想、谈民主自由等等。
　　读了“少年果戈里”的信,李广田非常感动,他把其中留存下来的十封信集中发表在刊物《创作月刊》上,希望由此鼓励青年人。但是,令李广田没有想到的是,此文发表之后,由中共中南局出版的《群众》周刊却发表了一篇名为《少年托洛斯基》的文章。文章指控李广田所歌颂赞美的“少年果戈里”是“托派”,李广田涉嫌为“托派”鼓吹张目。
　　这对李广田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把文学事件上纲上线到政治事件,这对李广田并不陌生。他当年被张宗昌逮捕,也源于此。可是,张宗昌是反动的北洋军阀。而这一次,批判李广田的却是他向往的光明所在,这是李广田很难接受的残酷事实。
　　李广田以为这只是偶然事件,在随后的国共内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进步一方,最终,李广田迎来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李广田被任命为云南大学校长,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最终却没能躲过“文革”的政治风暴,含冤死去。
　　在反思李广田的命运时,李广田的女儿李岫写道:“其实,更深的悲剧是对历史的必然要求的误读。你以为是理想的东西,到头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以为是归宿的东西,到头来却被归宿所吞没；当你悟到这是个错误的时候,你已经处在悲剧的中心而不能掉头。”这段话,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李广田的人生悲剧。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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