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子村附近的“新民庄”旧址,仅剩下一垛残存的石墙。
少年时在日本“山二井”煤矿挖煤的过往,在王金章老人粗糙的手指头上留下了痕迹。
“青石山、黄石岭；不是炭,就是硔。”一句流传千百年的民谣,传唱着淄博这片煤炭富饶的地方。
78年前,入侵日军疯狂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无数中国矿工被迫生活在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下,矿区周围一片生灵涂炭。
在一本1987年出版的《煤海风云录》书中,一张1940年淄博矿区矿井分布图呈现在当代人面前。
地图上,一处处被标注的矿井,仿佛在向今天的人们诉说78年前的那个时代,提醒着人们该选择记得什么……
“山二井”的童工
1936年,淄博史志这样记载:“冬异暖,地未封冻。”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的“寒冬”却来得如此凛冽。
济南“东元盛”大染坊的三公子张东木,因躲避日军而肆学从北平回到济南不久,1937年12月27日,济南沦陷。而一百公里之外,张东木的老家淄博也在同一时间被日军攻占。
在此之前一个月,韩复榘命令炸毁了淄博地区的部分矿井设备。
“轰、轰、轰……”如今,87岁的王金章回想起“炸矿”一事,隆隆的炮声仍萦绕耳边,那年他刚刚9岁。
王金章的家在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的泉子村村西尽头的山坡上。
离王金章家不足百米,是早已被填埋的矿井,王金章和哥哥曾在那里出苦力。
“靠山吃山,靠煤吃煤。”对淄川煤矿史志颇有研究的淄矿集团老干部赵海喜说,淄博自古开采煤矿,当地人多以此为生。
据淄矿集团曾经的勘查结果,整个淄博煤田经过明、清三百多年以来的采掘,仍遗存至今的废井达3000多个。
淄博沦陷后,日本兵军管了淄川煤矿,为了给南下部队提供后备供给,开始了对淄川煤矿疯狂掠夺。
各个村里,有煤的地方,就多了一眼井口,“山一、山二……”如此带着日式命名的煤井,就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
离王金章家不远的矿井名叫“山二井”。“山二井”开挖不久,为了混口饭吃,王金章和哥哥就去矿上干活了。天不亮,他就得起床,由“小把头”带着到井口领工具,然后就开始井底24小时的挖煤工作。
“七七”事变后,淄川煤矿的矿工劳动时间变为24小时大班制。而此前,矿工劳动时间为12小时制。
据1941年满铁华东经济调查所《淄博地区煤矿劳动调查概要》记载:
“淄川炭矿上大班的矿工,早晨4点左右起床,由小把头领着,8点之前到达井口,领到工具,8点钟准时下井,10点前到达工作面开始劳动,12点在工作面吃点自己带的煎饼,喝口井下水沟里的水继续干活。晚上6点,由小把头召集大家一起吃饭,7点钟接着干,一直到第二天8点上井。回家时已是中午12点,吃饭后马上睡觉,翌日清晨4点再到煤矿。”
井下没有清洁饮用水,王金章说:“渴了就趴在巷道水沟边喝又脏又涩的水。”
一次,王金章刚喝了一口,年长的工友冲他喊:“喝什么喝!没看到里面全是血!”吓得他一个踉跄,捧在手里的水洒了一地。
原来,不久前“山二井”发生塌方冒顶,工友被砸在煤块下,一直没有人给收尸。
“永远被埋在底下了。”王金章说着,摇头。矿工死了,还不如拉煤的一匹马。
日本人对拉煤的马匹很爱惜,制定《养马须知》规定:“马匹系生命之物”,“连班役使绝对不准”,“连勤马不可使三点钟以上”,并铺设水管,供马清洁饮水。
像王金章一样,在那个时代的淄川煤矿中,8至14岁的童工非常普遍。
据煤矿史志记载,从1931年开始,淄川炭矿的童工就多达1000多人:
“此千余名童工之工作悉在狭薄炭中,即其炭层不仅大人不能工作,有的小儿亦须蛇行始能入去。以发育未完全之童工,从事如斯之苦工作。试入览其现场,但见煤污复面,汗滴如雨,两目灼灼,似怨非怨而气呼呼……坑内作业本来是人间地狱,而此种童工之劳役更为狱中之地狱也。”
王金章一天需要拉100筐煤从井底往井口上运,粗算下来,足有5吨重。然而,最后分到他手里的,仅仅是3斤煎饼或豆饼。
“那时,各矿井都实行粮食工资,”赵海喜说,有的矿工想节省点粮食给家属,自己却活活饿死。
“新民庄”与“转心被”
年纪渐老,王金章的脑海里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
“天上是等待啄食尸体的乌鸦,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沟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沟被一层层的白骨覆盖。”
水沟,在“山二井”附近,病重的矿工被抬到这里,等待死亡。
如今,这条被称为“万人沟”的水沟,早已无迹可寻。即使是泉子村的村民,也只能指个大体方向,说不清具体位置。
比起“万人沟”,当地上了年纪的人更了解的是一个叫“新民庄”的地方。距离“山二井”不足一公里,与泉子村相邻,“新民庄”就在235省道一侧。
淄博沦陷后,伴随着“山二井”这样的小矿陆续被开采,矿井周围也建了越来越多的“新民庄”,供外地矿工居住。泉子村旁的这个“新民庄”只是其中之一。
1937年底,日军沿津浦线南下,沿途抓了无数壮丁。一些人被带到了淄博挖煤,在明晃晃的刺刀逼迫下,住进了“新民庄”。
“新民庄”,多好听的名字!实际上,它却像极了监狱。
“新民庄”四周都是两米多高的石围墙,所以又被叫做“石门厅”。围墙布满了电网,四角和大门分别修筑了5座炮楼,里面驻着1个日本警备小队和1个矿警小队。日夜有人在炮楼上站岗,并雇佣了几十个把头持棍监视矿工。
沿着王金章老人所说,我们一路找寻“新民庄”的丝丝踪迹。在通往一片小树林的路上,一段残存的石墙和石门突然从一所瓦房背后冒出。
“石门厅”,我们终于找到了。
电网、炮楼都已经不在,石门非常矮小,如不弯腰,人从门中通过时必会碰头。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的张天民,曾经在1933年后被派到淄博矿区的华坞、西河等煤矿当矿工。
当时,张天民就住在“新民庄”的窝铺里。他曾口述道:“窝铺就是一个大地下室,地下室的中间埋着一根柱子,这根柱子就插在一床又大又脏的圆形被子中间,矿工们管这叫‘转心被’。一窝铺的人就围着睡在这根大柱子的下面。”
根据多年走访,赵海喜也还原了当时“新民庄”内矿工们的生活:窝铺低矮简陋,黑暗潮湿,四季无光,跟地牢一样。一年四季,矿工光着身子在井下干活、在窝铺睡觉。上下井时,4个人披着一条破麻布由打手押送。
窝铺里面没有厕所。晚上大门一关,矿工只好四角旮旯里方便,臭气熏人,令人作呕。夏天苍蝇蚊子叮咬,冬天臭虫、虱子肆虐,矿工经常染上瘟疫。一旦染了病,那就离死亡不远了。
1943年,“新民村”流行“木汉病(即回归热,一种急性传染病)”,有400多人染上这种病,个个鼻子出血,浑身发烧。
日本人不但不给治疗,反而强迫他们继续下井干活。对病重者则以“隔离”、“治疗”为名,拖出窝铺,扔进“万人沟”。
一次死亡536人的事故
其实,早在淄博沦陷前,日本在淄川煤区犯下的滔滔罪行就震惊了中外。其中,北大井透水惨案直到现在,每每提起,仍是中国人内心的一处心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淄博矿区独大一方的日营企业,日本政府对鲁大公司的筹划是煞费苦心。从日本政府到大垄断资本组织都倾其全力扶植鲁大公司,一直经营了二十多年。
原国家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王景瑞在回忆淄博的一段经历时,曾口述道:鲁大公司淄川炭矿是大煤矿,名义上是中日合办,实际上是日本人掌权。
当时,为了适应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需要,鲁大公司不惜推行“以人换煤”的政策,井下乱采乱掘,根本不管中国工人的死活。
“淄博一带煤矿坑内,经常发生透水淹死人及塌方冒顶事故。”张天民曾回忆说,1927年8月,华坞煤矿一次过水事故就淹死150多人。
张天民在西河煤矿时,工人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下了斩龙剑,不吃阳间饭”,“下了华坞岭,家里要起灵”……
斩龙剑、华坞岭,都是鲁大公司下的煤井。张天民那些家住煤矿附近村庄的工友,上窑晚了未能按时回家,家里人就会坐立不安,一家人到村头瞭望,看到亲人回来时,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然而,井底事故时而发生,命运无时无刻不悬在刀尖,随时可能家破人亡。
在淄川炭矿第二竖井北大巷75号巷道80米轮子坡上顺槽风道,这里靠近断层,按照技术管理的常规,应该保留数十米的煤柱,防止顶板陷落、透水等恶性事故发生。
但是,日本人只顾多采煤,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将断层附近的煤采光。
终于,在1935年5月13日上午11时25分,因采透断层,石灰岩的水沿断层带突出,倾注矿井。
当天,工人韩顺祥、车夕忠等人正在透水地点附近的巷道往井下走,突然听到下面有喊声:“过水了!快逃!”
韩顺祥、车夕忠拔腿就往井口跑。此时,汹涌的洪流正往这条巷道里灌注。
和韩顺祥、车夕忠一起的矿工,一共51人。年仅14岁的王学忠被激流几次冲倒,幸亏其他工人将他死扯硬拉地逃至大巷。这时水已淹了洞圈,他们摸着铁路,扎着猛子,从水里逃了出来。
仅40分钟,距离出水点约3500米处的水泵即遭淹没,失其效用。
出水当日,淄川炭矿第二竖井及其以下各坑道即完全淹没。透水后第15天,水面已高出出水的巷道达140米,距地面井口不过120米。
这次透水遇难死亡共536人。
矿区周围10里内的村庄几乎村村都有死难者。南工厂的一位郝姓老大娘4个儿子都被淹死在井下。最终,老人精神失常,含恨而死。
北大井透水惨案的发生,震动全国。当时,上海、天津、济南等各大报刊都对这一惨案做了大量的报道,披露了事件的真相,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
张天民在口述里说道,从此,洪山矿一、二号大井和附近的南旺、石谷矿井相继停产。日本为了继续加紧掠夺我国煤炭资源,在洪山周围又开了许多小煤井。
王金章所在的“山二井”在其中。
1937年至1945年,鲁大公司每吨煤消耗坑木费仅0.2元。王金章所在的“山二井”中,更是很少有坑木支护,他们只好用高粱秸和细木棍作信号柱,“听到高粱秸稍微发出折断的声响,我们就赶紧跑。”
据史料记载,井下安全状况不断恶化,井下冒顶、瓦斯、透水事故不断发生。1915年至1945年,淄博煤矿仅透水事故即死亡1911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派守备队、宪兵队、矿警队进驻矿区,在各矿修筑碉堡、铁丝网,对淄博矿区实行法西斯统治。
从此,淄博矿区陷入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之下。
翻开面前一本1987年出版的《煤海风云录》一书,一张1940年淄博矿区矿井分布图呈现在我们眼前——
看着被标注的一处处日本人管辖、统治下的中国矿井,我们注目凝思:对于78年前这场浩劫、煤殇,人们该选择记得什么,或者,又忘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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