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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
我的脑瓜子对外语不敏感,却偏偏喜欢外语,为此费的力气,实在不好意思说。记得初中第一堂英语课,老师教了A、B、C三个字母,还领着朗读了几十遍。我还像小学时那样,一早起来朗读,因为小学语文老师一进教室照例要我站起来背课文。我一遍遍地念着A-B-C,A-B-C……可突然一下子,我忘了A怎么念了,急出一身冷汗。“这是A。”哥哥看我憋得脸通红,连忙提醒我。他虽然学的是俄语,但数理化要用英文字母。唉,这英语,我能学好吗?
“文革”来袭,然后上山下乡,把我与学习隔开十万八千里,脑子变得越来越空白。后来公社让我到小煤窑工作,1974年又让我到淮南煤炭学院进修,数学第一课就是解析几何,我脑子突然像还魂一样回忆起那些学过的字母来了,还要加上希腊字母α、β、δ……我死命地记啊写啊,可是进修结束回到煤窑,除了远处山上“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我好像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文化。一天下午,我在宿舍里画图纸,突然听到广播里传出来朗读英语的声音,我冲出去一看,是小王把煤窑的广播调到了英语讲座节目上,啊,这个偏僻的小山沟里还能听到英语!我于是怂恿小王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播英语广播讲座,小王的父亲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他干什么都没关系。开始几天还顺利,可很快就有人厌烦了,一天,何书记吐着烟圈走进我的宿舍,说:我不听这东西!煤窑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哎呀,我要是有台收音机就好了,可是,买不起啊!
1979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立并开播英语课程,那时我已在工厂工作,厂领导体谅年轻人学习的渴望,允许上班抽一点时间听课。我加入了学英语的行列,每当屏幕上出现郑培蒂老师讲课,我就感到特别亲切。我一课不落地听,下了班就拼命朗读、做作业、背单词,有时上中班,我就跑到厂外的小树林里朗读。可是读了没几天,就发现有小石子儿噼里啪啦地落在我身边,有的砸在我头上。我也不去理会。勤奋自有回报。接连几次考试,我在巢湖地区都是第一名,在省里也排第二、三名。有一次郑培蒂老师讲解试卷,说:这一题,安徽的王佐良做得最好。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电大的英语课程一年半就结束了,往下怎么进行,我却没了主意。一天,我在工作间的材料柜里发现了一本《科学技术德语课本》,翻开看看,跟英语的差别不是很大,决定学学德语试试。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老师,发音怎么办呢?比如德语的A,书上说发音近似于汉语拼音的“阿”,我对照书上的发音图,舌尖抵下齿,舌中部隆起,张大嘴用力发出“阿”的声音,同事听见了问我,你怎么还在学拼音?我哑然。我可别把德语念成汉语啊!
天无绝人之路。一天我收听英语广播,调台时偶然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德语广播讲座”,嗨,有办法啦!我急忙邮购德语广播讲座的课本,可是只买到第二册。第二册就第二册,还不兴我插班学习吗?我托人从南京买来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每天下午三点在工作间收听,虽然声音很轻,但是仔细调台,认真听还是能听清楚。看见我学得很认真,领导也不问什么。春节回上海探亲,我直奔福州路的外文书店,买到了全套德语广播讲座教材,还买了《德语语音》等,德语语音真的很难,有变音,还有颤音,更重要的是,德语的发音靠近舌后部,不像我们,大部分都在舌尖上说话。我一遍遍地练,骑自行车上班,一路骑一路练习颤音,从喉部使劲往外送气,让舌尖不停地从嘴里颤出rrrrrr……
德语广播讲座结束时进行了考试,考生收听考题,然后答题。虽然规定考试只针对上海市的学习者,但我还是把答案邮寄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我原本不抱什么希望,半个月以后,试卷竟然批回来了!我得了94分。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电台的一位女老师还给我来了电话,指出了我的几个错误,说明为什么破例给我批卷子等等。这么多考生,老师竟然能记住我做错的地方,对我真的是莫大的鼓励。
2007年10月,我在德国班贝格国际艺术家之家做了“中国古诗词概论”德语演讲。当地华人张女士说,王老师的德语没有口音,我们这儿的留学生有的来了好几年,讲德语还有家乡口音。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几十年含辛茹苦的坚持,也可以问心无愧了。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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