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螺蛳湾三期还没完工。仇和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主导了螺蛳湾的拆迁改造。
仇和落马了,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他所代表的治理模式也走向了末路。
一直以强力改革者的姿态出现,仇和理直气壮地强拆,大卖国有资产,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他的蛮横和霸道被当做个性,违法和不讲程序正义被当成破除改革藩篱的必要成本,只要是有成绩,犯点错误也可以被谅解,这就是仇和的逻辑。
只要是为了改革,法治都可以让路,这种评价体制一度在官场流行,才让仇和脱颖而出。无视法律,不要规矩,虽然能很快打破旧格局,但带来的是权力更加放肆任性。当一个地方官员可以随意主导经济发展方向,轻松调配一切政府资源,这是法治的灾难,更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是时候告别这类粗放的改革模式了。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3月15日夜,昆明,劈啪作响的鞭炮声,不时在被拆迁户如今的居所附近响起。市民李良点燃礼花,也点亮了他头顶的夜空。
这一天12时55分,中纪委在其官网发布:“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已低调行事数年的仇和,其一度备受争议的形象,再次刷爆舆论圈。与仇和“铁腕”式施政记忆一同被唤醒的,还有其“铁腕”凿出的伤痕。
因这种“铁腕”而受伤害的昆明市民,也开始期待这块伤痕,能尽快得以平复。
新螺蛳湾“奇迹”
“春节以后,这里就一直没有开过工。”3月21日,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居民谭玲,指着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内的几处工地说。
很少能遇到前来采购的消费者和批发商,商贸城三期总体建设尚未完成,更鲜有商家入驻。3月21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穿行在商贸城内部,很难想象这个坐落于官渡区彩云北路与广福路交叉口附近的庞大市场,在仇和任职昆明市委书记初期时的荣光。
2007年12月,走马上任的仇和第一次走进城中村调研时说,“一场大火,这里就是火葬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绝不是危言耸听!”
仇和的表态很快便转化为行动。他舍弃此前昆明政府对城中村以“整顿”为主的方案,选择了拆迁改造。
2008年2月27日,在官渡区佴家湾村,仇和宣布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此后,螺蛳湾的快速新旧交替,也在这次大潮中逐渐走上轨道。
在昆明市政府眼中,位于双龙桥畔的老螺蛳湾市场,由于经营模式陈旧、安全设施老化等因素正制约着市场的长远发展。为了引领云南商贸经济“更上一层楼”,老螺蛳湾急需一次业态的全面升级。
公开报道显示,2008年2月,一个由25位浙江义乌企业家组成的考察团,来到昆明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投资考察。
而考察结束仅3个月后,由原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高牵头考察团成员成立的浙商投资集团,就与官渡区签订投资协议,投资350亿元建设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新螺蛳湾)项目。
该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约570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其中主体市场部分总建筑面积约550万平方米。
如此大的投资体量与开发面积,也让这一项目被昆明市列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云南省重点工程”。
彼时这一项目的建设速度,与仇和“高效”的行事风格保持一致。从2008年9月28日奠基,到2009年9月装修基本结束,项目一期120万平方米市场主体的建设,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不管是刘卫高本人,还是昆明官方,均称赞新螺蛳湾的效率是一个“奇迹”。而为了培育这个“奇迹”,昆明市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全面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制定了一系列诸如土地、规划、基础设施配套、出口优惠、进驻商户税收优惠等有利于新螺蛳湾市场发展的政策。
2009年2月,昆明市政府公布了老螺蛳湾商业区内原有批零兼营、低端销售和仓储业态必须全部搬迁转移到三环以外,不再回迁,原地建设中央商务区的规划。
时任昆明市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市商务局党组书记王光中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按政府的规划,老螺蛳湾和新螺蛳湾的推进是步调一致的,按商贸行业的规律,同城同区域内不宜同时存在业态相同的商城,因此政府希望关闭后的商户都能搬到新螺蛳湾经营。
2009年10月15日,西山区人民政府发出《公告》称,政府将于11月30日关闭螺蛳湾商业片区市场(含云纺商业区)。同时要求业主在2009年11月15日前解除与经营户的租赁合同。
“新螺蛳湾12月16日开业,政府11月30日就关闭市场,等于是‘逼着’商户去新螺蛳湾。”知情人士说。
2009年12月16日,新螺蛳湾一期如期开业。“通过项目建设的推进,发挥昆明的区位优势,借助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战略机遇,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必将成为集中国乃至世界知名品牌、精品,融购物、旅游于一体的特大型国际商贸中心、交易中心、物流中心。”时任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文荣,受仇和以及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祖林委托致贺词时说。
最短命经适房
李文荣的讲话,显然太过于乐观。新螺蛳湾项目的“大干快上”,也掩盖了一时难以解决的矛盾。
对于部分老螺蛳湾商户而言,以旧换新的成本让他们难以接受。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商户表示,新建的螺蛳湾国际商贸城远在20公里之外的郊区,交通、物流、仓储都不方便。即使搬过去,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聚集人气。
此外,老螺蛳湾经过长年的发展,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潜规则”,即使租用摊位或商铺,也需要支付价格不菲的转让金。
“2008年,一个6平米的空铺,转让费就有60多万元。”他说,这笔转让费在法律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一旦拆迁,这些钱很有可能就打了水漂,“那个时候,还有商户才刚租下店铺没多久。”
于是,昆明市政府2009年初下发的,让“批零兼营、低端销售和仓储业态必须全部搬迁转移到三环以外,不再回迁”的命令,遭到了部分商户的抗议。
特别是在西山区政府公布“最后期限”后,2009年11月20日上午,老螺蛳湾市场及云纺商业区二百余名经营户,在云纺商业区聚集后,步行到云南省人大上访,向省人大信访处递交三份有330余名经营户集体签名不愿搬迁的材料。下午15时许,又聚集到云纺市场玩具商城四楼召开会议,商定21日在云纺门口聚集。
2009年11月21日上午,螺蛳湾市场及云纺商业区百余名不愿搬迁的商户聚集到云纺家乐福门口,散发传单,煽动抵制关闭市场。昆明市公安部门称,“在进行了大量法制宣传和劝解疏导工作无效的情况下,现场民警采取措施,将24名涉嫌聚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并带头组织煽动的人员带离现场审查。”此后,这一片区才得以恢复秩序。
在规划已定的情况下,据守摊位或商铺谈判拆迁补偿,也成了这些商户最为现实的选择。不过,这仍无法阻挡老螺蛳湾的倒下。“拆迁那晚上,留守的都被拉上车,集中送到一个地方‘谈心’,等他们回来,房子早就被拆倒了。”有知情者告诉记者。
在新螺蛳湾建设方面,这样的矛盾依然存在。
按规划,昆明市前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昆明市第二农场,简称“二农场”),属于新螺蛳湾片区塔密村城中村改造范围。2010年5月,二农场接到了拆迁通知。
因拆迁范围包括该公司于2009年动工、至拆迁时已基本成型的经济适用房,二农场一度受到国内舆论关注。这些房子,也被称为“最短命经适房”。
官渡区矣六街道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在于2010年10月7日印发的《关于昆明前进乳业责任有限公司“三类房”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的会议纪要》中写道,二农场“企业职工大部分生活比较困难,职工住房相对复杂,住房有历史原因形成的老旧职工住宅、房改房及在建的经济适用房三类情况,如不及时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塔密片区城中村改造进度。”此外,具体的补偿方案也被写入此份纪要。
在关于补偿方式、数量等问题的反复沟通中,目前仍未在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的40户居民,不仅没能得到能让自己接受的方案,还在2014年2月28日遭到了强拆。
“那天晚上8点20分左右,突然从外面的路上冲进来几百人,守住66幢、67幢和69幢三栋楼附近的所有路口”,鲁先生说,拆迁人员守住路口后,只准出不准进,“我们的财产可都在房子里呢。”
张建荣掏出手机想拍下他们强拆的场景,结果几个拆迁人员迅速把他围住,“用棍子把他头上打起两个包。”张建荣的母亲回忆。
2014年2月28日夜间,拆迁队用挖掘机对三栋房子进行了破坏。“第二天天刚要亮他们就跑了,怕我们认出来。”谭玲说,之后拆迁队伍又陆续前来工作,第六天才完全拆完。
三栋楼上的居民异常愤怒,转而走向了申诉、举报之路。
程序,没有程序
城中村改造规模的夸大化,以及他强硬而又追求效率的性格,使仇和任职昆明市委书记之时,强拆已经非常普遍。
他曾在公开场合要求,城市开发一定要连片、成面地开发,以免新项目只是城中村的“遮羞布”。也有昆明市民开玩笑会说,“仇和手一指,拆到莲花池；仇和手一挥,拆到五家堆。”
仇和也曾表示,城中村重建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必须有90%的村民同意才能改造,坚持“村民自愿”的原则进行。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
对于拆迁过程中遇到的钉子户问题,昆明市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拆迁模式,即通过法院认定城中村房屋系非法建筑,进而作出强制拆除裁定。2008年,昆明市曾对主城区违法临时建筑展开大规模的强制拆除行动,积累了“丰富经验”。
“当时五家堆村拆迁的时候,正月初六动员西山区公检法、机关干部1000多人去拆啊,我亲自去调查过啊。”谈起仇和城中村改造所带来的强拆问题,曾任贺龙警卫员的退休干部张秀德说,“拆房子、打人,这就把党和人民的感情给分裂开来了。”
2008年,仇和较为重视的滇池治理工作,需要拆除滇池周边的一些厂房,昆明市民李如波的养殖场和冷冻厂就在其中。
“太快了,一夜之间,全都拆平了。”李如波的儿子李良告诉记者,李如波是个老党员,1991年还被我国科学技术委员会评为全国优秀星火企业家,“你只要来跟我讲一声,说拆掉你的厂房,是为了治理滇池环境,那我可以一分钱补偿不要,让你把它拆掉。”李良说,“我们家还是有这个觉悟的。”
“客观地来说,治理滇池他是有功的,但拆迁这个事情,就没有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李良说,他近七八年来,一直在想办法跟政府沟通解决自家两个工厂的补偿问题,可这么多年下来,就连自己都有些麻木。
“省里批复给市里,市里批复给我们官渡区,官渡区的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件事,又能怎么办?”李良说起自己的维权经历,也会显得无奈,“区领导都换了几个了,还是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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