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民族风尚的“万花筒”
——《中国风尚史》绪论(下)
2015年03月2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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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炎
我们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民族风尚的“万花筒”,其中词条就是万花筒中的彩色玻璃碴,读者可以随便旋转、穿插组合,以获得五彩缤纷的图案……
时间是世间万物生命的尺度,在这一尺度的丈量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会随时间的演变而风化为泥土；就算是浩瀚的沧海,也会随时间的发展而演变成桑田。然而,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的演变是自发的,从而也是缓慢的。在人类出现之后,社会生活的演变则是自为的,从而也是迅速的。正像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那样,“现代世界的生活模式和作为其特征的社会机构与哪怕是最近的过去也截然不同,仅仅经历了两三个世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人类社会生活就脱离了持续数千年之久的社会秩序类型。”考察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不仅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中,而且处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之中。蓦然回首,我们或许会觉得上古时代的“卜筮”是那样的可笑,我们或许会觉得先秦时代的“殉葬”是那样的残忍,我们或许会觉得魏晋时代的“谈玄”是那样的滑稽,我们或许会觉得宋明时代的“贞烈”是那样的愚蠢……我们知道,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的生理进化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和我们同样聪明的古人何以会做出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呢?这便是“风尚”研究的“历史”意义所在。换言之,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不仅要给读者提供一系列五光十色的“现象”,而且要为读者分析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原因”。
如果说时间是生命的尺度,那么空间则是个性的依据。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所谓个性就是无限规定的总和。就像“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一样,这种“无限的规定性”显然与具体的空间环境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正如《礼记·王制》所说的那样:“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以中国人的饮食为例,所谓“东酸西辣南甜北咸”,看上去似乎仅仅是一种毫无道理的习惯而已,细加分析却不难发现,这些习惯的形成或受制于不同地域的物产条件,或归因于人体在不同气候环境下的生理需求,各有各的道理。某些文化现象,在该文化圈以外的人看来似乎是十分荒谬的,但经过认真考察却往往能发现其潜在的功能和意义。就像中国人不太理解西方式宗教的迷狂一样,西方人也不太接受中国式礼教的繁琐。事实上,作为文化的“代偿”模式,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薄弱,才导致宗法礼教的繁琐；也正是由于西方古代宗法礼教的薄弱,才导致了宗教信仰的迷狂。而这一切,又可以在“古典的古代”之海洋文明和“亚细亚的古代”之黄河文明中找到根据。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风尚的研究,显然有利于其他民族对我们的理解和认同。换言之,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不仅要给读者提供一系列色彩绚丽的“形式”,而且要为读者分析这些五彩斑斓的形式背后所隐藏着的“意味”。
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曾经指出:
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特殊的、只属于它所有的思想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就在于宗教、语言,尤其是风俗……在每一个民族的这些差别之间,习俗恐怕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构成着他们最为显著的特征。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采取顶礼膜拜的宗教形式；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为一切阶层共通的语言,尤其不可想象一个民族没有一种特殊的仅属于它所有的习俗。这些习俗,包括着服装的样式,其原因应该求之于这国土的气候；包括着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形式,其根源隐藏在这民族的信仰、迷信和理解之中；包括着不可分割的国家之间的交换形式,其浓淡色度是由社会法制和社会阶层判别造成的。一切这些习俗,被传统巩固着,在时间的流转中变成神圣,从一族传到另一族,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正像后代继承着祖先一样。它们构成着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个民族就好像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实现的幻象。
当然了,并不是说任何社会现象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也不是说中国古代的民族风尚中没有需要改造的陈规陋习。“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句出自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名言,只能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才能够被理解——包括“风尚”在内的任何现象只要存在,便有其历史的理由和社会的根据,而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当这些理由和根据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风尚”也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于是,任何流行一时的风尚,都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呈现出由不合理到合理再到不合理、由不存在到存在再到不存在的辩证运动。于是,一部风尚史也变成了人类经验由戏谑到庄严再到荒诞、由悲剧到正剧再到喜剧的运动过程。于是,揭示我们民族经验的这一辩证发展的复杂过程,也便成为本书的趣味所在、价值所在、意义所在。
本书没有采取编年史或断代史的方式,而是将不同的风尚编纂成不同的词条,再以大致的时间顺序加以排列。这样一来,我们便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民族风尚的“万花筒”,其中词条就是万花筒中的彩色玻璃碴,读者可以随便旋转、穿插组合,以获得五彩缤纷的图案……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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