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传统“孝”文化遇上新时代独生子女,错位了
《弟子规》是经典还是雾霾?
2015年03月2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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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孝”?
这本不该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可现实是,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正在激烈讨论。
“《常回家看看》、《弟子规》是精神雾霾”,这个观点,正在互联网上激起一圈圈涟漪。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不断有年轻人发问:如果恢复这种孝,那我们是孩子,还是奴才?
随着社会发展,父权渐渐衰弱,用权威维系的“孝”在变换着另一个色彩。新时期的孝文化,又该是什么样子?
本报记者 陈玮
《弟子规》引发的口水战
舜幼年丧母,父亲瞽叟是个盲人,续娶后母后,两人皆对舜百般刁难。为了将田产留给瞽叟的小儿子象,瞽叟甚至以堵井为由,把舜骗至井内,差点将舜活埋。舜挖地道逃脱后,又继续回到家中,更加谨慎勤恳地劳作,侍奉双亲。
这是《二十四孝》里的第一个故事,流传至今,为世人传颂。孝,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一切道德的基础,梁漱溟甚至说,中国的文化,就是孝的文化。
可是最近,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有关“孝”的争论,甚至有人提出:“《常回家看看》、《时间都去哪儿了》、《弟子规》都是精神雾霾”。
著名作家、学者杨早说,“在这个情况下,大舜这样的道德榜样,就与人性相悖,是根本做不到的东西。”做不到的东西,为什么要拿来教育别人呢?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有网友质疑,“父母的话不对,难道我也要强忍自己听下去,这就是孝?”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肖群忠则认为,“父母教,须敬听”,恰好说明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道理。
作为流传了上千年的基本读物,《弟子规》最根本的“孝”,现在却有了不同的解读。
著名作家叶倾城最不感冒的,就是《弟子规》中关于“孝”的部分,比如“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父母去世了,难道儿女就不该幸福快乐吗?父母最大的心愿难道不是希望子女幸福快乐吗?而研究《弟子规》的另一位学者认为这是理所应当。“我们到了三岁才离开父母怀抱,所以我们当然要替父母守三年的丧。当我们看到酒肉,自然会想起逝去的父母,难道不会神伤吗?”他同样赞同大舜的“挞无怨”,认为父母的责备,是“求全”的目的。而这立刻受到一位网友非议:“我最后悔的就是打骂教育我的儿子,现在这种裂痕已经无法弥补。”
《常回家看看》和《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些听着感人至深甚至绝无错误的歌曲,这次也未能幸免。有网友提出,谁不愿意回家,但现实是工作、城市、压力等很多外在因素,导致年轻人不能经常回家,而社会挞伐这群人,不是道德绑架和法律绑架吗?而对《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有年轻人提到,“动辄说父母为我们牺牲了一辈子,难道这不是人类的自然延续吗?”
你说是精髓,我说是垃圾,一场原本关于“孝”的争论,甚至慢慢演变成了人身攻击的骂战。
不纠结于字句,杨早觉得,《弟子规》是完全站在家长位置上的说教,“全篇都是在告诉孩子应该怎样。”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孙剑艺认为,家长对于孩子,本身就宣告着一种权威,因为“孝”的产生和发展,是跟等级观念附着在一起的。“孝的引申义,就是忠,子女孝于父母,正如臣民忠于皇上。”
然而,比起你来我往的辩驳,北京大学钱文忠教授的例子,似乎更有意思。他曾在《百家讲坛》讲《弟子规》,可是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你要让今天的孩子真的按《弟子规》里说的那样去做人,他在这个社会上会吃亏的,哪个父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傻瓜呢?
“榜样之所以做不到了,是因为社会变了。”孙剑艺也不得不承认,跟所有文化一样,“孝”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当年传统的“孝”是作为一种维系家庭的权威存在,如今这个权威正在潜移默化地消解着。
曾经的工具,如今的自觉
“孝”,最初无关道德和伦理,但在历史的演变中,渐渐成为一种统治工具。
“孝”产生于周代,最初是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始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尊祖祭祀,成为孝在宗法制度上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制度下,大的宗族集团中又有小的宗族集团,他们之间的牢固团结,就是靠尊祖和追孝来维系的,而作为这两条纽带的核心元素,孝道也就成为维系宗族的关键,并延续了上千年之久。
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衰落,人们对鬼神的态度,从敬畏到抗争,而维系宗族之间的追孝祭祀也开始消失,父权的势力慢慢减弱。在这个前提下,原本“尊祖敬宗”的“孝”的意义开始转化为“善事”,即现在所说的“孝敬父母”。这跟诸侯国需要加强分地管理有关,因为只有家庭和睦,安居乐业,才能不使人民迁徙他地,“孝”成为维系这种稳定的重要保证。
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作为儒家思想基础的“孝”开始全面政治化,成为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为对君王的忠诚。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并不重视孝道,导致“孝”的观念渐渐淡薄,然而到了宋元明清却发展到极致,甚至愚昧化,在清朝将“孝”入法,不孝的人将受到严酷的刑罚。这一切的演变,都与统治者的思想不无关系。
到了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颠覆了传统文化,“孝”文化也未能幸免,新文化运动主将吴虞甚至跟自己的父亲打起官司,到了“文革”时期,“孝”的意义再一次被削弱。
肖群忠认为,虽然“孝”是教化的灌输,但是与人性的自觉也是并行不悖的。“比如吴虞,现在的研究证明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孝子。”孝道的本质产生于个人亲情,也产生于人文的交互,如果没有教化,人性的自觉就会淡化。肖群忠说,“孝的问题在中国很复杂,伦理亲情和政治合一,虽然过去以孝敬忠,但是孝的推行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随着“孝”的意义从宗教道德到伦理道德,再到家族道德,社会的变迁,导致“孝”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肖群忠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和西方思想流入,“孝”已经从“他律”变成“自律”,没有法律的约束,“孝”成为一种自发的人性自觉。
而在杨早看来,城镇化的发展,独生子女的增多,分割着曾经的大家庭,再加上历史状况造成的两代人文化知识的鸿沟,家长的权威在渐渐消解。
“孝文化要批判地继承,剔出糟粕的东西。”肖群忠说,“比如子路百里负米,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用车很快就到了。卧冰求鲤多危险,肯定也不会提倡这样做。”孙剑艺觉得,现在更需要用一种辩证的思维来看待“孝”,“比如遇到认为父母不对的地方,要告诉他们,而不是一味听从。”
我们的“孝”太过亲密
在互联网上,杨早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讨伐,源于他写的一篇文章《“常回家看看”的危害比“女神”“女汉子”大多了》。
“连我妈都问我,常回家看看有什么不好?”杨早笑笑说,“这是一种误读,其实我反对的是这个歌和这个法律。这个歌提供一元模式,遮蔽了很多东西,提供一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在叙述一种他们所认为的孝道文化。”
而这种文化所提倡的,就是替别人做决定。孙剑艺说,虽然要多回家看看,但是我需要写东西,孩子老回来,我还觉得烦。杨早认为,这种一元文化,就像是《弟子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进行的是一种灌输式的教化,这样做可能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我不愿意去执行。“比如父母去世后如果不是哭得死去活来就是不孝,但我不想这样传递我的感情,情感是多元化的,并不是固定的。”第二,就是当榜样被提升为社会标准,做到会有回报,得到别人夸奖,就样就容易产生虚伪。
杨早认为,允许多元的前提,是不再强势地灌输,在亲情上,需要平等和独立,也就是两代人之间互相尊重,不评判。“但这种平等是在成年基础之上的,在幼年教育阶段还是需要引导,但不是说教。”
不过肖群忠反对这个说法,“现在讲自由和平等,那要不要秩序?各自尽自己的义务,才能搞好,你要权利,他也要权利,不搞坏才怪。”
杨早也觉得,平等的关系很难达到。“中国家庭的一个特色,就是太过亲密的关系,父母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个体。”杨早认为,孝文化的与时俱进,平等和不干涉是一个基础,但做到不评判,很有可能导致一种冷漠关系,“新时代的孝文化应该增进亲密感和理解,寻找共同的审美、价值观,在这个前提下,父母和子女像朋友一样相处,之间是劝告和帮助的关系。”
但是,对于自己和上一代,自己和下一代,杨早都觉得很困难。上世纪80年代后,已经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而再上一辈的爷爷奶奶,却是在动荡、艰苦的环境下度过了大半个人生。
“那就忍吧。”杨早笑笑,“在不损害健康的前提下,未必不是一个心理安慰。”
新时期的“孝”文化既然还没有成型,那么相互妥协,总比激烈争斗,来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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