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圣功女中读书
2015年05月2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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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雷
看了3月19日人文齐鲁版的《奇女子周铭洗二三事》,心里很激动,因为我年少时曾在圣功女中读过书,当时周铭洗是教务主任,并教过我课。对此,我记忆深刻。
那时的教会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但学费远不像现在的私立学校那么贵,一般家庭都能承受。学校的文化课都聘请中国教师任教(大学里或许有外籍教授教专业课)。所有教会学校的教学大纲都必须按当时中国教育部要求的实施。所以学生在升入或转入市立、国立学校时,在学业衔接上十分顺利。
在我的出生地青岛,教会学校的数量真是不少。我记忆中有如下一些:圣功小学(美国天主教会建,只收女生)、明德小学(只收男生)、文德女中(初高中,基督教会建)、崇德男中(初高中,基督教会建)、礼贤男中(初高中,德国基督教路德教会建),还有一个就是圣功女中(初高中,美国天主教会建)。有几位美籍、华籍修女住在校内。因为我母亲毕业于教会学校,她认为教会学校对学生“管得严”,所以我就于1943-1949年间在圣功女中读了六年书。
在我入学时,校长是王景秋先生,他也教我们高中数学——三角学。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教务主任周铭洗,她早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又在美国读了硕士。回国后在山东大学任讲师。上世纪30年代初曾任圣功女中校长。抗日战争八年间,青岛沦陷,她离开了学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和许多美国修女又回到圣功,任教务主任。
当时,我们这些学生都称她Sister Adotph(阿道夫)。她的治校方法在那个年代是纯中国式的。她非常严厉,不苟言笑。随时抓学生的纪律、着装(必须穿校服)、行为举止。她认为女孩子必须文雅。谁大声喧哗、举止张扬,那就离挨她批评不远了。我们称老师“先生”。早上下午去上课时,对迎面相遇的同学必说“早”、“好”。我们教室门上都开了一个小窗,上课时偶然思想开小差,一抬头,周修女正在小窗口望着你,吓得立刻聚精会神听讲了。你只要是一个循规蹈矩、努力用功的学生,她对你还是很和善的。我读高一时因患肺炎住院,她和费修女曾拿着花到医院看我,我很感动,因为修女是从来不上街走动的。
现在想起那时的学校生活,我印象很深的另一位英语教师就是美籍修女尤斯苔拉(Sister Eustella)。她岁数较大,但一点不妨碍她讲课时的生动活泼。我们的课本是美国学生用的,不同于国人编的教科书。记得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这一课时,随着故事情节,她又跳、又笑、又哭。不知不觉,我们快乐地上完一课。她总有各种方法训练我们多记单词。各种比赛胜利者,奖励一块大大的夹心巧克力。
还有一位我印象深刻的音乐教师是费修女(Sister Fides美籍)。她非常敬业,简直是音乐方面的全才。我们的音乐课内容丰富,并非只唱歌,她教我们认识各种乐器的模样、名称、发出的声音,以及在管弦乐中的作用。让我们听世界名曲的唱片,讲名曲的意境。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她训练了一个圣功女中军乐队,队员都是初三和高一的学生,乐器有大鼓、小鼓、小号等,走在大街上,好不威风。课余时间,费修女还教钢琴、小提琴。
圣功女中的毕业生很多考入了山大、北大、齐鲁大学和辅仁大学。再后来,各大学的教师队伍中,青岛各中学的教师中,国内各大医院的医师、护士中,以及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中,都活跃着圣功女中毕业生的身影。如果今天还健在,她们肯定都是耄耋老人了。
我退休后在无数次的校友聚会时,常和大家一起回忆起在圣功女中的学习生活,有一些共同的认识:所有老师的严格施教,使我们普遍热爱学习,自信心强。圣功女中严谨的校风又使我们在少女时代的素质得到明显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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