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人需靠近焦继统的耳朵说话,他才能听见,不过老人仍清楚地记得自己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的经历。
2002年7月2日,李绍海在日本国会怒斥日军罪行,要求日本政府还以公道。
文/片 本报记者 高扩 寇润涛 邓金易
百人抗日队伍被千名敌军围困
当老乡在焦继统耳边大声喊出“劳工”二字时,听力已经不好的他表情骤然变化,眼睛看着远方……
1944年9月13日,19岁的焦继统作为泰安独立营七队七排六班的战士,驻扎在涝洼(位于今岱岳区,距房村镇25公里)。当天,部队得到情报,有一小股日军正前来“扫荡”。
“当时我们七队100余人登上三岭崮山顶准备抗击敌人,这里地形险要,三面是陡坡,只有南面较平坦,可以上下。”焦继统回忆。
后来发现情报严重失实,敌人实际上有上千人,将七队团团包围在三岭崮山顶。经过激烈的战斗,七队终因弹尽援绝,寡不敌众,1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其余23人被俘。
焦继统当时腿部负伤,也被敌人俘去。“当天,敌人将我们押到楼德东赤柴煤矿。”那时焦继统还没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场更大的噩梦。
在泰安的新泰与肥城,也有大量当地军民被日军抓走。1945年农历正月至三月间,日军久井部队在伪军的配合下“扫荡”新泰抗日根据地,大批抗日人员和普通农民被掳走,其中也包括新泰人李绍海。
肥城的孙家小庄村在抗战期间从没向日伪军交过一两粮食和一文钱,正因如此,该村引起了日伪的仇视。在一批被掳走的50余人中,32人被送往日本做劳工。
活着的病号被拉去喂狗
焦继统回忆,独立营七队被俘虏的23人首先被押到了赤柴煤矿。为了得到情报,日军对他们施以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睡好汉床等酷刑。折腾了13天后,日军未得逞,便将他们押上火车,送到济南新华院。这里是日军的特务机构,素有“阎王殿”之称。
“这里关押着数千人,敌人每天强迫他们做新民操,动作稍不对头,就是一顿毒打。”焦继统记得,很多病号房的人,还能说话、喘气就被用汽车拉到郊外大坑里喂狗了,每天都在百人左右。十几天后,日军挑选出500人送往青岛,焦继统也在其中。
与焦继统相比,新泰人李绍海的遭遇更恐怖。李绍海被抓后,同样被押到了赤柴煤矿日军驻地。28个人关押在一间3平米的厕所内,人被挤得站不直坐不下,只能身贴身斜着站,每天每人只能吃到几口大米锅巴。
半个月后,日军不准亲属送饭了,无奈,大家只好喝自己的尿,吃自己棉袄内的棉花。最惨的是有人被活活饿死在里面,日军还不让抬走,大家只好踩在死尸上。死尸的腐臭,加上人们大小便的腥臭,人人呕吐不止。难友张淑连双腿溃烂,疼得精神失常,最终惨死在厕所里,年仅19岁。
就在这污秽不堪暗无天日的厕所内,李绍海等幸存的26人熬过了26个日日夜夜,最后被押上火车送往泰安监狱。五天后,他们又被押到济南老火车站附近一所美孚公司大铁房内,在这里,连同从山东各地抓来的1500多人,等待被送往青岛。
赴日途中每天都有人死
焦继统记得,在去往日本的船上,他们只能睡在石子上,一天两顿稀饭充饥。一路上生病的占了九成,每天都有人死亡,死尸则会被系上铁块抛进海里。
侥幸存活的人连病带饿无法站立,只好跪在船上。八九天后,船到了日本,又一直驶到新潟县(日本运送物资的水旱码头)。这时已是严冬,他们只好拣了些破麻袋片绑在身上,用稻草绳缠在脚上,以抵御严寒。
就这样,日本人照样逼着他们扛麻袋。不仅吃不饱、穿不暖,他们还经常遭到毒打。两个月时间,800多名劳工死得只剩下300人。焦继统和难友李升全也相继病倒,幸亏他们相互照顾,才得以活命。
“我们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很恶劣,很多人得了疥疮。”焦继统说,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一直熬到日本投降。
李绍海等新泰劳工则被送到了日本花冈。到日本的航程只需三天,但因躲避美国潜艇和水雷,船在海上绕行了21天才到达。在船上,每人每顿只给一酒盅生小米,十余天后,日本人借口没粮食了什么也不给吃,饿得劳工们头昏脑涨。加上晕船,人人呕吐不止,但呕吐出的只能是苦胆汁。
航行途中,高唐的一个青年实在忍不住饥饿,在偷大头菜时被抓住。残忍的日军将他四肢捆绑起来,两膝窝处插上一根铁棒,名曰“刮烧鸡”,然后又将他倒置在一只大木水桶内“饮鸭子”。开始这个青年还蹬几下,很快便昏死过去。日本人将他拖出摔在甲板上,待他苏醒后用木棍抽打,打得他遍体鳞伤,最后被抛入大海。
打死监工,拿起镐头暴动
李绍海他们到日本花冈时,是农历三月底。在这里,劳工也实行军事化管理,新泰、泗水、宁阳这一带的大都在三中队八小队。他们每天干的活是开挖渠道,还要抬着400斤重的稻草包。肚内无饭,饿得发慌,杠子一上肩就气喘发抖,每走一步都万分艰难。
李绍海回忆,每天早饭后,劳工们要到广场整队集合行升旗礼,由日本监工训话。大意是:你们是战败国是亡国奴,要效忠天皇,要拼命干活,否则就统统去死。
残酷的压榨、非人的待遇,激起了中国劳工的愤怒,他们准备奋起反抗。当时,他们听说美军已在日本登陆,便打算立即暴动。暴动小组首先闯入日本监工的室内,当场打死日本监工4人,打伤2名日本监工,其中逃脱1人,还打死了同敌人同流合污的汉奸仁风歧。
随后,劳工们紧急集合,每人用一把镐头作武器,并带一床被单和破棉毯进入了附近的山林。山深林密,大雾迷漫,辨不清方向,队伍很快失去了联络。第二天拂晓,日本警察带领民防军手拿棍棒刀枪,满山遍野地拉网搜捕,劳工们先后被抓回工地。这次暴动历时18天,150多名劳工惨死在日寇之手。
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影响,而且对日本政府震动很大,迫使日本人的残暴行为有所收敛。复工后,我们干的活比较轻了,伙食也有所改善。这时美军已占领了日本国土,劳工们距离回国已经不远了。
回国后坚持向日诉讼
焦继统说,他们在码头上做苦工,因而最先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日本的大人孩子都痛哭流涕、惶恐不安,而我们这些劳工因为无需再为他们干活,则奔走相告。盟国飞机开始空投罐头饼干等食品,我们也能分到,不再过那种猪狗不如的生活了。”
由于日方封锁消息,在北海道的肥城劳工,没有在第一时间获得日本投降的消息。直到8月20日前后,国内才派人来到工地,召集劳工开会,告诉他们日本投降的消息。有位患重病的劳工十多天水米未进,不能站立,听到喜讯后竟奇迹般地站起来,最终含笑去世。
这样,在日本的数万劳工陆续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李绍海等人并未停止与日本方面的交涉。1989年,“花冈惨案”幸存者聚会北京,成立“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向鹿岛建设公司发出第一封公开信。1995年6月28日,11名受难者代表组成原告团,正式在东京地方法院向鹿岛公司提出诉讼,历经十多年的艰难和曲折,最终每名受难者获得25万日元的赔偿金。
99名肥城劳工由于在日时间短,大都幸存下来。来自孙家小庄的32名劳工虽然各个伤痕累累、疾病缠身,也都回到了故土。回国后,他们组织成立了“劳工社”,在孙家小庄村建立了“劳工纪念碑”。每年2月16日,健在的劳工与他们的子孙们都会聚集一起,忆苦难岁月,想国耻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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