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收藏家孙四成:
72年前的劳工证见证日军罪行
2015年08月18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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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四成展示收藏的劳工证。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16岁时你在做什么?1943年(民国32年)5月24日,河北省少年梁长珠却在16岁那年拿到“华北劳工协会”签发的出国出境普通劳工证,成为日军劳工,承担重要的体力劳动。临清收藏爱好者孙四成向记者展示了这份劳工证,时隔多年,劳工证首页的人物照片仍保存完好,留着短发的男孩一脸稚气。证件显示,梁长珠在哈尔滨道外18道街做土木工程。
  劳工证主人
当时仅16岁

  孙四成展示的劳工证一共六页。时隔多年,陈旧的劳动工证已多处泛黄,一些页面虽略有破损,但整体保存完好。劳工证首页,“华北劳工协会”大红印章清晰可见,页面中一脸稚气的男孩照片,很难让人与劳工一词关联在一起。证页右下角,现“十六岁”的注明。而单从照片上看,男孩的模样相比16岁还显更小一些。
  劳工证尾页记录了劳功证主人梁长珠更为详细的信息:原籍,河北省梁村人;就劳地,哈尔滨道外18道街;产业中分类,土木;职业小分类,土工。
  “这本劳动证是我几年前在聊城古玩市场上发现的。”孙四成表示,历史不容篡改,对于日寇迫害华北劳工的铁证,他收藏至今。
  对此,孙四成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他表示,日本将所谓“劳工协会”作为掳掠中国劳工的大本营和转运站,以解决其因穷兵黩武而造成的国内劳力短缺,确保重点产业的开发,达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劳工协会”是杀人魔窟,大批善良无辜的中国劳动群众经“劳工协会”转运到东北、日本,从事井下采矿、挖土、修河等繁重的苦役。
  到了战争后期,由于大量劳工输出,华北各省劳动力日益减少,加之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失利及其对劳工的迫害,广大农民皆已不愿再去当劳工。他们便采取了更为残暴的手段,在农村实行强制性劳工名额摊派,严令“克日供出,不得玩忽”。更有甚者,日军常常借对解放区“扫荡”之机,逮捕大批无辜百姓关进劳工集中营,强行押运出境。在集中营里,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加上饥饿、劳累和疾病,大批劳工丧失了生命。
希望能知道
证件主人结局

  16岁的少年在劳工期间,经历了什么?有没有顺利活下来,回到老家?孙四成很想了解,却始终没有线索,“时间太长,而且是河北省的,跟咱们稍微有点距离。另外,收购时已不是第一手了,根本没法找证件主人。”
  孙四成收藏到这本劳工证后,查阅资料并做了相关研究。他表示,当年,日伪强征中国劳工,或抓,或骗,或强行摊派,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抓的劳工多数来自乡村,也有一部分是城市青壮年。甚至北平街头,经常发生日伪军警围捕青壮年强迫做劳工的现象,有时公然在北平街头的各电影院、戏院、庙会等娱乐场所公开大抓劳工诱骗。无论是大东公司,还是华北劳工协会,开始都是组织包工头和地方官员到各地城镇、乡村欺骗招工,以“工资高”、“福利多”等手段,欺骗失业的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充当劳工。有的还以给华北当地厂矿招工为名,当劳工集中后,再强行押送东北和日本。在骗招劳工时,早期有时工头也给劳工少量订金,但是,一旦被送到就劳地就从工资中扣除,有时几块钱的订金,几年也扣不完。
  “有些劳工是摊派的。”孙四成表示,日伪把招工任务摊派到村镇,有钱的人家花钱雇人去顶,没钱的穷人只好自己去当劳工。有的地方新民会还组织青年志愿队到场矿参加劳动,给日军修机场、营房和军事工程。
  “有些时候,还会到街上随便抓人做劳工。”孙四成表示,日伪军警宪特会以“通共”、“八路嫌疑”等罪名抓捕青壮年,更甚至什么罪名也不讲,见人就抓,然后送到劳工集中营,或送到各地劳工协会办事处收容站,然后送到东北或日本当劳工。
  仅河北元氏县,从1940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被抓劳工1155人,有262人至今没有下落。
  在井陉矿区,1943年、1944年抓捕百余人,1945年“不到两个月抓捕青壮年500余人”。1941年3月至1942年,日伪在华北实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从根据地和游击区抓捕了200余万军民,作为“特殊劳工”。
  “那么多劳工,冥冥中这份劳工证被我收藏到,我希望能知道这位劳工后来的境遇,希望知道他是不是安全返回了老家,是不是安稳地度过余生。”孙四成希望,如果有人了解到这位劳工的后来遭遇,能跟他说说。
仅华北地区
劳工约有350万

  孙四成查阅了大量有关劳工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华北劳工协会从1941年7月成立到1945年7月解散,从华北强募和抓捕劳工约350万人,随行家属155万人,送往日本的劳工约34717人。同时还在华北地区摊派劳工4500余万人次修碉堡、据点、封锁沟墙和军事设施。
  孙四成表示,有关历史资料显示,华北劳工协会的地方机关开始是在省(道)首府及特别市设总处,于县市设办事处或分处,后来改为在省、特别市设支部,在道设办事处,在重点县市设办理分处或特别办事处。初建时,预定在北京、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和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五省共设15个支部,201个办事处。但组建并不像计划那样顺利。后来又改为在第一年度计划设立北京、天津、青岛、保定、济南、太原、开封、徐州8个办事处,在古北口、塘沽、唐山、山海关、石门等地设15个办理分处,在伪满新京和蒙疆的张家口设驻在员驻在地。
  1943年底及1944年初,日伪政权和华北劳工协会为适应其对日本本土输出劳工的要求,对机构进行了调整,地方机关增加了天津技术养成所、石门劳工训练所、济南劳工训练所,并在日本建立了负责劳工问题的东京事务局,还在各地办事处增加了一批中国职员。1944年8月,日伪向华北各地下达《重要劳力紧急动员》密令,各地伪政府组织了“筹募劳工委员会”。12月,华北劳工协会又调整了机构,在河北省设立7个道办事处,2个办事分处,还在冀东、山海关、塘沽设立了特别办事处。
  还在日本国内有关地方设置事务局或驻在员。劳工的抓捕、输出、遣送和生杀大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1945年夏天,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劳工输出难以继续,华北劳工协会的工作难以进行,于是华北政务委员会于1945年5月28日第146次常务会议议决通过,决定解散华北劳工协会及其所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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