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邹城贤母园内的孟母教子塑像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赏,讲孟母教子的故事。
邹城北齐村,村民在百年老树下乘凉。村里的树木、井口百年内未曾遭到破坏。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从这几年济宁的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中,理性地寻找答案。
文/本报记者 张洪波 姬生辉
片/本报记者 张晓科
“讲孔子,就跟说评书一样最好”
9月16日傍晚6点45分,曲阜市防山镇钱家村,广场上的大喇叭又响起来,当天讲的是家庭教育,广场上等待跳舞的人都在凝神静听。
在沂河广场,夜幕降临,《文明与礼仪》的讲座刚刚开始,一对正吵架的小两口赶紧住嘴:“别吵了,快回家去。”
如今的变化让曲阜市导游服务公司资深导游李学新感慨万千。“2014年9月,我上第一堂儒学课,提前准备了一个月,带着《快乐达人——孔子》的课件,来到曲阜市尼山镇小烟村。可能是我讲的内容有很多论语经典,村民们听不懂,讲到一半,原本50多名听众走了一大半。”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对村民绝对不能‘站在云彩上’讲孔子,就跟说评书一样最好。”从那之后,李学新上课再也没准备过电子课件,“我讲一个小时,只要他们能记住一个故事或明白一个道理,那这堂课就成功了。”
到底怎么讲才能让儒学课堂接地气?这种困惑,不仅李学新有,那时候上过课的老师和志愿者几乎人人都有。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赵法生等专家学者,还有济宁各级公务员等,他们牺牲周末休息时间来到乡村,付出劳动不拿报酬,为了吸引老百姓听课,还要自己出钱买点小礼物,但仍然达不到理想效果。
“儒学专家讲课虽然专业水平高,但难免出现理论性偏强、不贴近农民生活的问题。此外,志愿者讲师进村授课,也耗费不少人力和财力。”曲阜市宣传部副部长岳耀方说,为了解决不接地气的问题,曲阜市决定从乡贤中选老师,通过村民选举,从各乡村德高望重的村民、离退休教师和干部中推选教师。然后根据村庄特点进行针对性授课,在教学方式上也更接地气。而政府会邀请儒学专家学者,对乡贤教师每月培训一次,随时了解村民的学习需求,并对教学方法和内容进行指导。
这是第一个小改进,一路坚守,一路摸索,几个月后,情况就得到改观。
此后,不管是乡村儒学讲堂、百姓儒学讲堂,还是孔子学堂、孟子公开课、国学公益讲堂,形式上都变得越来越轻松活泼和丰富多样,它们遍及济宁市大大小小的学校、街道、广场、图书馆、书店,甚至化身于广场舞的大喇叭里,以及到处可见的小标语、小评比、小故事里。
正本清源,让大家看清儒学的本来面目
“其实上国学课针对性是很强的,年龄大的人,受五四运动和‘文革’影响,对孔孟文化有误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对儒家文化并不了解。在过去是用书院、私塾宣传儒家文化,后来这些地方被砍掉了,学校又没有起到传播传统文化的作用,于是我们对儒家文化越来越陌生。”孟子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殷延禄说,“所以我们要研究经典,要给老百姓上课,正本清源,让大家看清儒学的本来面目。”
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岸,就在对面,那是一个人人向往的文化田园圣地,但路却在奔流湍急的水下,需要自己去趟,去找。
“儒学不能只盯着乡村,我们还应该把企业作为儒学传播的重要阵地,企业职工过的是正规集体生活,容易组织起来培训,而且工人们在回村时,还可以把儒学、眼界还有新的生活方式带回乡村去。”殷延禄说。
目前,济宁市正在推动传统文化“六进”活动——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窗口。
尤其是传统文化进企业,也正是企业所需要的。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大量流水线密集型企业出现,越来越多的工人和企业家陷入了迷茫和困惑。这几年,山东省内外很多企业主动来到济宁,联系相关专家和培训机构到企业培训。“服务型、生产型,还有流水线企业都有,企业老板一般注重对员工的孝道、感恩、诚信、团队合作、相处之道的培训。”儒源文化集团副总经理孙倩说,“还有很多企业老板自己也主动参加培训,他们更注重学习诚信、儒商、团队向心力,儒家治企之道,以及反思内心的禅修。”
此外,曲阜村村推行的“和为贵”调解室,也是一个逐渐摸索出来,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又结合了西方文化的产物。
不久前,曲阜小雪街道武家村村民孔某,因为自己家的核桃树枝伸到了邻居家的屋檐被砍掉,就跟邻居吵了起来,然后一起到村里的“和为贵”调解室评理。等待的过程中,孔某看到墙上挂的“德不孤,必有邻”这些语句,一下子想起了去年就是邻居把他突发脑溢血的老母亲送到医院,救了老母亲一命。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拿着500块钱去邻居家道歉,而邻居死活不收,此事终以皆大欢喜结局。
如果说在法治社会的“箱子”里,人与人之间就像一排排紧挨着的瓶子,动辄容易破碎,那“和为贵”的儒家传统文化精髓,就像是瓶子之间的隔离物,让整个“箱子”变得抗压、和谐。
“一边讲孔子,一边装笼子”
“每周帮父母做一次家务；每月给父母洗一次脚……”在曲阜,这是针对干部官员的孝道标准,而且官员们身上有条“红线”:不孝不提拔；“每月给父母零用钱,买几件衣服,每周带父母去逛几次大集……”这是针对普通村民的。
“政策虽好,执行到位最关键。一些标准还需进行细化,最怕走形式、走过场。”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唐爱民说。
没有制度保障,说教再有道理,也是毫无用处；没有量化标准,口号喊得再响,也只是走过场。这些被历史反复验证过多遍的真理,仍然在提醒着人们。
如今,孝道在孔孟之乡已然牢牢立住了脚,“如果不孝,在城里,是没法做官没法做人,在农村,连在街上站都站不住啊。”钱家村党支部书记史国强说。
儒家的“仁政”、“廉政”,也不只是挂在干部官员的口头上。“大冬天里急得我一脑门子汗”,这是曲阜市各职能部门一把手适应了三年,直到现在还没适应的“特殊习惯”。从2012年开始,曲阜市推出“群众最不满意的十件事”征集,然后由网友和志愿者成立群众评议团,全程督办整改情况。于是,每年最冷的腊月里,面对咄咄逼人毫不留情的群众监督,多位一把手被逼得脑门子上冒了汗。那状态,比电视问政节目里对着主持人的感觉,好受不了多少。
一手来硬的,一手来软的；一边讲孔子,一边装笼子。在曲阜,各街镇、市直部门的一把手都被分了权,此谓“五不直管”——不直接分管财务、人事、行政审批、物资采购、工程招标,而是通过签订“授权委托书”,分别教给不同副职分管。权力进了笼子,用制度帮助一把手养廉。此外,从去年开始,曲阜市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领导的秘书一律取消,“没人提包端水,才能扑下身子。”市民们说。
八九十年前,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都曾在中国农村实行过各式各样的乡村建设和实验,有的推崇乡村教育,有的回归传统文化,有的试图从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入手,全面革新乡村制度。他们中间不乏著名学者,甚至留洋精英,但他们的实验最终都失败了。
“在村子密封起来搞实验,只有几个精英人物支撑,靠韩复榘等军阀点两个赞,这样的乡村实验注定要失败。”有专家表示:“我们今天的传统文化教育,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是农民、工人、学生、专家、企业、政府公务人员一起参与的活动,既有教育普及,又有制度规范,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一定会为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发扬光大趟出一条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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