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戒毒学员们签名表达自己远离毒品、挑战艾滋病的决心。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杜洪雷 陈晓丽
今年12月1日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 艾滋,这个让人闻之色变的词,对一些人来说已经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他们当中,有曾经的舞蹈专业演员,有人生画卷还未展开的学生,也有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年,在得知携带艾滋病毒时都曾崩溃无望。而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承担着防治责任,各尽其力,各负其责,遏制着疾病的传播,给病毒携带者带来新的希望。
一位“同人”的自述: 开房后恐艾 大把大把掉头发
小团(化名)有一个旁人看来破碎的家庭。
从他记事起,爸爸妈妈就从来没停止过吵架。11月29日晚,和记者谈及自己家庭,小团语气中显得很平淡。上小学不久,他父母就离婚了,此后小团一直跟着母亲过,“母亲对我非常好,那会儿她也想再找一个(男人)结婚,但怕我受委屈,后来就放弃了。”
小团说,后来父亲从未看过自己,也从未给过任何生活费,他们的日常生活费“全靠母亲打零工一分一分挣来的”。为了让母亲省心,小团“命令自己”必须好好学习,小学,初中直到高一,他一直都是班里的尖子,但除了学习,他并没什么人际交往。
但高二分科后,选择了理科的小团却开始跟不上,并慢慢因此而开始失眠,“变得压力很大,但不能跟妈妈说,怕她伤心。”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同学邀请他加入了一个看起来很特别的QQ群。
“里面都是男的,但大家聊的话题很开放。”小团说,当他试着在里面说话时,很快有人热情搭讪,熟悉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这是个“男男”同志群。
尽管如此,小团却没有离开这个群,原因就是“这里很有归属感”,其中一个40来岁的男子更是常常与他聊,“有种父亲的感觉。”
就在某年的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这个男子约他出来玩,“什么都不懂”的他懵懵懂懂地就跟那个男子在一家宾馆发生了关系。
“知道那样不好,但又不想让他不高兴。”小团说,后来他开始出现感冒、低烧等症状,“到了12月1日那天,刚好看到电视台有介绍艾滋病知识的短片,里面提到的症状跟我的几乎一模一样。”这时小团才突然想起那次“没有用套”。
小团说,看完电视片,他感觉“整个天都塌下来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会不会死,会不会死……”
半个月时间里,小团每天都生活在极度恐惧中,后来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这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感。
“后来遇到一位防艾志愿者,跟着他去做了一次检查,最后确认没事,才松了一口气。”小团说,之后他再去医院查,才知道自己掉头发也并不是因为“艾滋”,而是因为极度焦虑,患上一种叫做“斑秃”的脱发病。
“心病”解除后,小团在医生的治疗下,头发又长了出来,但是,小团并没有脱离那个群体,“离开了那里,我不知道谁还会听我说话……”
戒毒所里的艾滋学员: 吸毒后糜乱的生活 让我染上病毒
11月30日上午,久违的阳光洒在山东省戒毒监测治疗所(下文简称“监治所”)的操场上,戒毒学员们正在节奏明快的《沂蒙山小调》伴奏下跳着专门编排的康复操。今年2月4日启用的监治所主要收治全省病残戒毒人员,特别是感染艾滋病毒的戒毒学员。
“吸毒与艾滋病是一对孪生姐妹,吸毒者常常共用注射器,如果一人感染艾滋病毒,就会通过针具传染给其他吸毒者。”监治所政委张文汇称,一旦被诊断为艾滋病,戒毒学员的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需要管教民警密切注意。“这个领舞的小伙子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可是因为吸毒后糜乱的生活感染上艾滋病毒。”张文汇指着队伍中一个学员说道。
24岁的小程(化名),早年在专业的舞蹈学校学习,曾经参加过包括中央电视台春晚等100多场晚会的演出。从学校毕业之后,他和朋友在山东的一个城市开了一个培训班。谈起第一次吸毒,小程称那是在2012年南京,和一个师哥一起。
“吸毒后潜意识特别积极,身体特别懒惰。说很多谎言,然后用更多谎言来遮掩。”小程称,除了吸毒,他对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一直隐藏着。在清醒的时候,他都会采取保护措施,可是一旦“溜冰”之后,在亢奋的状态下就发生了高危性行为。
在入所体检中,他看到体检报告中写着“HIV未确定”。后来,小程被第二次抽血。一天,医生将小程叫到办公室谈话,告知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当时就崩溃了,就想着这辈子完了。”小程清楚记得那天瘫倒在地上。
一年多过去了,现在的小程已经适应艾滋病患者的身份,而且利用自己的专业在监治所里面组织各种活动。“身边都是艾滋病患者,就不觉得自己是异类,我尽量让自己充实起来,尽管知道出去后可能会很难。”小程说道。
最可怕的是你认为 周围没有感染者
报道显示,目前校园正成为艾滋病感染者增长较快的地方,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日前表示,大中学生感染者中,因为男男同性性行为(英文称MSM,下简称男男)而造成传播的病例已经超过8成。
“学校艾滋病高发,很大部分原因是学校以及家庭‘性教育’的缺失。”11月29日晚,济南市市中区疾控中心艾防科科长李辉告诉记者,性教育的缺失导致“男男”性行为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危险因素。
据介绍,“男男”性行为不仅包括男性同性恋者(男同)之间的性行为,还包括一些因为好奇或性别认知等方面原因导致的男性之间的性行为。
“最可怕的不是有感染者,而是你认为周围没有感染者。”11月30日晚,济南一位从事“男男”同性性行为防艾咨询工作十余年的资深义工卡咔(化名)告诉记者,防范意识不足,是导致目前青年群体中艾滋病感染率一直高发不下的重要原因。
“就像闯红灯。”卡咔打比方说,人人都知道闯红灯危险,但总有人会在等信号灯时迫不及待地冲过马路,结果因此而导致的伤亡事故从未断绝。
“希望之前性教育方面‘缺失’的课程能及时补上,同时也希望人们能用平常心看待‘男男’这一群体。”卡咔说,尽管经男男同性传播感染艾滋病者逐渐增多,但从绝对数量来看,异性传播感染者仍占绝大多数。
本报记者 刘志浩
艾滋病防治医师: 外界歧视让小伙 放弃了抗艾治疗
“10年前,我和同事来到山东省胸科医院,对一个22岁的年轻肺结核患者小林(化名)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我们调查的原因不是他患了肺结核,而是他感染了艾滋病毒。”济南市疾病预防中心结核病防治所主管医师张明玉告诉记者,“当时我从事的是艾滋病防治工作,那时候每年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还能数得过来。”
“当时,艾滋病在社会上还是忌讳较深的一个敏感病种,因为社会上确实存在对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歧视的事实。”张明玉回忆道,在医院的配合下,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病房,小伙子躺在病床上,不时地掀开盖着的痰盂大口地吐着浓痰,为了保密,病房里只留下了他自己。
安顿好小林的情绪后,张明玉告诉他,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的事实。“得知这一消息后,房间里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我们开始了慢慢交谈。”张明玉说,从小林口中他了解到,小林在北京打工,做保安工作,因患病回到家乡,住进医院治疗肺结核。
张明玉按照规定,一一询问小林,“有没有输过血,卖过血浆,注射过血液制品,有没有女朋友,是否找过小姐或体验过“一夜情”等,以确认感染渠道,小林始终摇头否认。“突然我们想到,性传播不仅有异性传播,而且有男男之间的同性传播,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不就是从一名男性同性恋身上发现的吗?”张明玉表示,当时同性恋文化并没有如今开放。
想到这,张明玉开始询问小林,是否有很要好的男性朋友。“他愣了一下,低着的头不自主地抬起来看了我们一下,当我们的目光对视的时候,他又迅速移开而转视窗外。”对那时的场景,张明玉印象深刻,“有时候,沉默就是一种默认,我们没再继续追问他。”
按照艾滋病毒感染者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小林被转到了他所在地的疾控中心。“后来据当地疾控中心反馈,他一直否认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并拒绝体检和检测。”张明玉遗憾地说,“这样,他也拒绝了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最后,他的生命终止在年轻的时光里。”
民间防艾志愿者: 做活动时曾遇到 十多岁的咨询者
携手同行七彩志愿者组织成立于2012年上半年,目前已有10位左右相对固定的志愿者,其依托为济南市市中区疾控中心。
“感觉做这项志愿活动很大一个问题是不被理解。”11月30日中午,济南携手同行七彩志愿者组织负责人波波(化名)告诉记者,即便同为“同道中人”,他们去一些“男男”聚集点散发健康知识宣传页也会不时遭遇抗拒。
不过他对此也表示了理解:本来这个群体就比较敏感,“在人家聚会时,突然闯入身份不明的发宣传页的陌生人,放谁身上也没法一下接受。”
波波说,让他们更为担心的是:很多人拒绝是因为“他感觉自己没病,也不会遇到有病的人,所以没必要听你的讲解”。
并非所有人都对他们的工作持有敌意,波波说,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他们跟一些宣传点的人也逐渐熟络起来,不少人甚至会主动跟他们打招呼。
当然也有例外,“遇到的最小的咨询者只有十二三岁”。波波坦言,对这种情况他们会给予特别关注,因为“他们多数是被引诱的,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受到感染的几率更高”。
“这些年轻人都非常注意自己的隐私,一旦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伤害,就不愿再配合你。”波波说,尽管志愿者们会小心翼翼保护这些“同人”的隐私,但很多外在因素还是难以避免。
波波曾经带着一个学生身份的梅毒感染者去一家医院,结果大夫当着诊室里一些女护士及男女病人的面,直接让这位感染者脱掉裤子检查。当看到下体一些疾患痕迹时,大夫甚至直接询问该感染者是不是有“肛交史”。
“当时那个年轻学生的脸刷一下就红了。”波波说,这同时也让他感到脸红和无地自容,“因为之前跟他说的是,会保护好隐私的,结果却搞成了这样。”
“希望能像对待艾滋病一样,给这个群体一些特殊政策。”波波认为,如果能有一两家医院专门跟他们对接,专门提供针对这个群体的“一对一”专业服务,这样他们再开展志愿服务,阻力也会小很多。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