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塞”是一种文化病吗?
2016年03月2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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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在烧红的烙铁上起舞,焦虑自然像野草一样疯长,逼着人们进入新一轮的“只争朝夕”……着急、没耐心、等不及,就要靠“加塞”来解决。
□刘天放
“加塞”被人痛恨,而近年加塞的恶习随着国人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算是有了点改变,可加塞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们大都不愿意排队,这不仅表现在等车、看病、购物上,其他场合均如此。国人对加塞趋之若鹜,可能源于“加急时代”的浮躁心理,或人性中恶的一面的释放,有人则说是割舍不断的文化链接。难道加塞也成了“文化原罪”?
在不少较为文明的国度,购物、看病、候机、候车等都要排队。此时,加塞成了一种“无文化”表述。加塞了,他人的鄙视全写在脸上,这会令加塞者满脸羞愧。
加塞,既有文化的因素,也有公德缺失的原因,不能全怪罪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吗?恐怕不是。传统文化中的礼让、仁孝、谦卑就是例证。古人在社会秩序建设上,提倡的是“和谐”。儒家倡导“中和”,重视“理之用,和为贵”。墨家强调“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人与社会的有序一体。二者均排斥“加塞”。
加塞更多的是权力意识的变种。奥巴马去看牙医肯定要排队,他也知道啥叫排队。而慈禧太后看病就不用排队,她也不知道啥叫排队,还命令医生跪着给她看病。现实生活中,干事用不着排队的人同样不少。估计除了退休这种排队没人与你争抢,到时候肯定不让你多留一天,到点了立马让你离岗外,其他凡有利益牵扯之事,大家都争着抢着往前冲。就算还没轮到自己,也想方设法往前挤,根本不考虑这样做是否公平,因为都知道有“例外”,有些人甚至为一己之利而暗中使绊、机关算尽。权力的插手和干预最令人感到不公和愤懑。
我们在上学、求职、提职、加薪等节点上均要耐心排队等待,且多是遵循简单的“先来后到”,可有些则是按照特殊的“例外”排序。其中,有些“排队”仅属表面,肉眼可见；有些则隐形,不是真排队。
当下,多数人似乎都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加急时代”。当人们欢呼物质生活日新月异之际,也正是精神世界被物欲的“快进”冲击得一片苍白之时。人心在烧红的烙铁上起舞,焦虑自然像野草一样疯长,逼着人们进入新一轮的“只争朝夕”……着急、没耐心、等不及,就要靠“加塞”来解决。自己没有权力,就去寻找权力帮忙,这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一个人不排队,后面的人可能都跟着不排队,这是一种从众效应,或曰“羊群效应”。一头羊往里扎,群羊就都往里扎。要是图快,其实对所有等待者来讲,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便是有秩序地排队,可为什么大家会加塞,最终导致拥堵和混乱呢?因为看到别人加塞了,影响了自己的利益,那就跟着也去加塞,最后大家的效率都降低了。
有年夏天在乐山观光,就为了正面瞧一眼乐山大佛,我不得不排队等候。等我沿着狭窄的通道从高山顺着人流一点点挪到峭壁底部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半小时!虽费了些工夫排队,却也最终饱览了大佛的尊容,感觉就是再费些时间也值。况且,大家在“等”字上是平等的,没人加塞或插队。我花时间排队,别人也花同样的时间等待,没有特权介入,我感到公平,丝毫没有受屈之感——这即是排队效率的胜利。
然而,在生活中,排队法则却经常失灵。以升学为例,中考有条子生、赞助生、特长生、择校生……让排队等候的学生和家长们吃尽苦头。无论是中考、高考,还是“国考”,本都必须按分数排序,可偏偏冒出些“加分”,且形式五花八门,什么奥数、航模、三好、体育、文艺……教育部规定的加分就有十几种,而各地自己的加分种类就更多。虽说近几年已经取消了不少,但仍有存在。还有保送的,如体育界或演艺界的明星,不知怎么摇身一变都成了重点大学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就是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在高考、考研等关键考试中,部分人也能得到照顾,不用考试即可入学,名曰“快速通道”,实际也可称之为“加塞”或“特权”,可谁去监督和怎么监督、如何避免暗箱操作,这在当下仍是个尚无法破解的难题。
“加塞”是当今社会文化的心理切片之一。杜绝加塞,恐怕不能单靠“文化转向”或“回归传统”就能解决,重要的是对权力的警觉和限制。加塞,即是潜意识中特权意识的膨胀,权力为逃避公平竞争另辟蹊径、暗度陈仓,绕开了公平竞争这座独木桥,领到了窃取利益的通行证。特权猖獗,老实的排队者就吃亏,既愤懑又无奈。在“加塞”这个“权力变种”的保护伞下,排队之人只能或望洋兴叹,或自己也去寻求权力的庇护。“加塞”无论在何种语境下,从权力角度分析都没什么差别。由此,称之为“加塞”也好,“插队”也罢,都是异化的权力。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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