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那·穆斯塔法曾因叙利亚危机爆发,一度无法继续学业。
▲此前,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因拒绝向“伊斯兰国”透露文物的保存地点而被害。
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
“首先我得活下来”
自战争爆发以来,整整一代叙利亚人受教育的时间都被剥夺了。该国一度繁盛的学术界也已支离破碎,或被迫转入地下。在国际教育协会(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非营利机构)主席埃兰·古德曼看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近百年来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其高等教育正处于扩展阶段。那时全日制本科生有35万人,授课的讲师以及教授超过8000人。全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人都将进入大学学习。
然而,五年后,大约2000名学者,还有成千上万名学生,都住进了土耳其和约旦的难民营里,更多人成了流离失所的叙利亚难民。
萨那·穆斯塔法还算比较幸运。她现在在纽约巴德学院上大四,学校给她提供了全额奖学金。她曾是大马士革一所商学院的学生,因2011年参加反政府游行示威被逮捕。获释后,她得到了位于华盛顿的罗杰·威廉姆斯大学美国-中东交流项目的机会,在2013年夏天前往美国。
提到她的流亡经历,穆斯塔法说:“我本来打算在外面呆两个月,但那时我的父亲在叙利亚被捕了,母亲和两个姐妹也逃往土耳其。我当时已经上到大四了,只剩一个学期就要大学毕业了,但是我没法继续上学,因为首先我得活下来。”
“我试图找个落脚处,只要能睡觉就行,我希望得到政治庇护。”她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年换了9个住处。“我经常睡沙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床。我不认识任何人,也没钱——说真的,我一无所有。”
学生和教授被拉去参军
“就算在伊拉克,尽管爆发了动乱,或者有教授被刺杀,但很多大学都尽力维持运营,许多学生也在继续学习。”古德曼说。但在叙利亚,大学校园常常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而被摧毁。
塔拉勒·阿尔·梅尼博士目前是剑桥大学的一名神经系统科学家,他在2011年离开了叙利亚。“作为一个叙利亚人,我只想说事态发展失去了控制……但我不想指责任何人。”
“我想还是有数量可观的学者能够支持叙利亚人的,但并不是只靠学者就够了,还存在很多阻碍。我们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已经虚度了好几年的光阴。这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说起以前的学校,梅尼听说,那里到处都是告密者。“它再也不是个搞学术的地方了。”
另外一名在英国高校工作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叙利亚学者说,阿勒颇大学已经不成样子了,“没有电,没有水,但是他们已经尽力了。”教师人数从60人锐减到10人,大部分男学生都被迫参了军。
英国救助遇险学者委员会的执行理事史蒂文·华兹华斯说,教授去上个班也变得很危险:“他们要经过多个检查站,那里由各路民兵把持。教授们会遭遇抢劫,被拖走参军,或者无端挨打。”
高等教育关乎战后重建
英国救助遇险学者委员会和英国的113所大学建立了联系,他们向叙利亚学者提供支持,包括生活费和费用减免。2015年,相关资助超过200万英镑。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在帮助的叙利亚人都想回到故乡,寻找时机,帮忙重建社会。”华兹华斯说,“几年前,伊拉克也经历了类似的事,后来90%的学者都回去了。”
然而,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掌控局势后,那些回国的伊拉克学者又不得不选择再次离开。
2015年,81岁的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因拒绝向“伊斯兰国”透露文物的保存地点,而被斩首示众。在伊拉克,教授被刺杀的事件也屡见不鲜。这些都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学者们艰难处境的关注。
华兹华斯说:“高等教育是份国际事业,我们有责任去保护我们的同行。”古德曼介绍,国际社会也是近期才开始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高等教育是社会修复和战后重建的一部分。
学者救助反遭质疑
给予无家可归的叙利亚学者最大帮助的是德国。2014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获得了政府资助的780万欧元,用于提供200份奖学金。随后,这里收到了超过5000份申请,其中一半来自叙利亚。
国际教育协会和芬兰政府促进国际流动中心也已经启动相关计划,帮助叙利亚学者在芬兰的大学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但是选择候选人很困难。“这个过程很有挑战性,也很敏感。”国际教育协会学者救助基金副主任詹姆斯·金说。每位申请人需要提供个人简历、相关材料和已发表作品——但对许多人来说,要满足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文件要么丢失了,要么被扣留,相关证明人也可能被敌对组织堵上了嘴。
而且,随着难民问题引发的政治争论越来越多,救助学者的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其他难民的命运掌握在人贩子手里时,救助学者是否合理也会遭人质疑。
“我们需要改变观念……难民可能会在难民营里度过好多年,让一代人都在接受不到教育的难民营里长大,是件危险的事。”古德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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