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萧涤非先生在书房
□郭同文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汉魏六朝文学史》(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是本书作者、我的老师萧涤非先生于1984年5月签名送给我的。这部书被誉为“乐府文学最佳通史”,我很珍爱它,常常从书架上取下来重温,每次重温,萧先生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萧先生在后记中引用了1945年2月《自题<汉魏六朝文学史>》一诗:“稿成十年前,稿定十年后,并非作始功,青灯写如豆。”我觉得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这位著名中国文学史家、唐诗专家、杜甫研究权威一生治学道路上的坚守和毅力,特别是他在杜甫研究上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精神。
1954年秋季,我已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所学的《中国文学史》课已进行到唐代文学阶段,萧涤非教授给我们讲授这段文学史。这天,萧先生在课堂上分析了杜甫的《兵车行》之后,给我们开了几本参考书目。他说:“我开的这些书目,都是值得读的好书,都有学术上的创见,但他们的观点注释不一定和我的观点、注释相同,同学们读后有什么心得,都可以找我谈谈。我这些天晚上,都在古典文学教研办公室……”
课后,我手持萧先生开的书目,到图书馆借来了两本参考书,其中一本对注释《兵车行》最后四句诗,与萧先生的提法不同。
这四句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萧先生认为这是“行人的话”。而这本参考书的作者则认为这是杜甫本人的感叹。我和中国文学史课代表讨论两种说法的对错。课代表读过的古诗文之多,古典文学功底之深,在全班是首屈一指的,但他也拿不准孰对孰错。于是,在风雨潇潇的傍晚,我们一起到古典文学教研室找萧先生去请教了。
萧先生见到课代表和我(当时为班级学习委员)来了,很高兴。先让我们谈谈同学们对授课的意见和感受。然后问我们:“今年多大了?”课代表说:“我们二人同龄,19岁。”他笑道:”我的年龄比你们二人年龄之和还要加9,看起来我已步入老境了!”我注视着老师,只见他风度翩翩、神采奕奕,高兴地说:“47岁正是学者的盛年。”他说:“国家的未来、学术的重大发展,还要靠年轻一代。”
当我们说明来意之后,萧先生首先欣慰地夸奖说:“这说明,我开的参考书你们不仅认真看了,而且进行了认真思考。做学问就应该这样。参考书作者提出来的‘杜甫感叹说’,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作者写了‘车辚辚,马萧萧’、‘爷娘妻子走相送’起首两句之后,接着写了‘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头频’,通过行人谈话,道出了千万户征夫戌卒的遭遇:‘边庭流血成海水……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从诗的结构和前后语气来看,‘君不见’与‘君不闻’是相呼应而一气贯通的,都是行人口语。寓主观于客观,把自己主观意识和思想感情融入客观描写中,不直接出面说话,正是杜甫叙事写作特点之一。第二,从杜甫的生活经历来看,他也不可能有此感慨,因为他不曾到过青海头,白骨无人收的惨况自然不会在青海头看见。如果解释为杜甫的感慨,不仅不符合诗的原意,而且有损诗的感染力。”
我和课代表听后,都信服地连连点头。这时,窗外传来阵阵风雨声,萧先生望望窗外说:“同是一个雨,杜甫在诗中有时表现了喜,有时表现了忧。在《兵车行》中写的‘天阴雨湿’衬托了悲愁、凄凉；《春夜喜雨》中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则表现了无限的喜悦,是对贵似油的春雨的歌颂。在《赠卫八处士》中,写‘夜雨剪春韭’,表现夜雨带来的美好景象和雨中剪春韭的欢乐场面。在《洗兵马》一诗中,他写了‘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的诗句,描写了农民珍惜春雨而忙春种的场景,表现了对人民生计的无限关怀!下了大雨,即使自己的茅屋漏了,只要对庄稼、对农民有利,他仍然十分高兴,‘敢辞茅屋漏,已喜黍豆高’(《大雨》)；但大雨成灾时,他却十分恼怒,在《九月九日寄岑参》中写道:‘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当天旱时,他同样为农民担忧,在《夏日叹》中写道:‘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杜甫在贫苦生活体验中,加深了对人民的感情,当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他提出了这样的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王安石在《子美画像》中盛赞道:‘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杜甫写对风雨的喜与忧,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一脉相承地表现了这位伟大人民诗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萧先生停顿了一下又说:“当然杜诗不仅思想性强,而且艺术性高。这样高的艺术成就的取得与他写诗苦用心境是分不开的,那正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越老越苦用心,他说:‘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老去渐于诗律细’。他是在公元770年病逝的,在离世之前,‘自知不久将殁’,还奋力写了《风疾舟中》长篇排律诗,这是诗圣的绝笔!”
萧先生一席谈,让我牢牢记在心间,直到62年后的今天,我想起来心里仍觉热乎乎的。我想“当代杜甫”萧涤非之所以能成为杜甫研究的一座高峰,除了他崇高的思想境界之外,与他那“青灯写如豆”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而且愈老弥坚。特别是由他主编的煌煌12册680万字的巨著《杜甫全集校注》的问世,就是他及其合作者们(三代人)的这种精神的写照。由这部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我进一步想到当年萧先生在秋雨之夜与我们畅谈杜诗,是以杜诗中写雨的诗句为例证的,但为什么讲得那样全面、深刻、独到,这首先因为他对杜甫研究“并非作始功”,而是通读、细读了全部杜诗的结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杜诗中找出如此精辟而又准确的例证。由此可见,他这种用心血凝聚的治学精神,不仅用于著书立说,而且更用于60年的大学教学生涯和讲稿写作中。因此,他不仅是我国著名学者,更是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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