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山大外文楼。
梁实秋上世纪30年代译的莎士比亚部分著作(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7年梁实秋夫妇出席《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庆功会。
编者按:
今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凡是过去,皆为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习近平主席在访英期间就曾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这句话。
莎士比亚戏剧最早的白话文中译本,是田汉的《哈姆雷特》,发表在1921年的《少年中国》杂志上。之后,1926年张采真译《如愿》,1930年戴望舒译《麦克倍斯》。然而,在中国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数两人:一位是朱生豪,一位是梁实秋。朱生豪从1936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至1944年先后译有喜剧、悲剧、杂剧等31种,可惜他英年早逝,有若干历史剧和诗歌没有来得及翻译。梁实秋1930年开始着手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从1936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他译的莎士比亚戏剧7种,至1967年最终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并出版,共历时37年。梁实秋是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众所周知,正是在国立青岛大学(两年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梁实秋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为人所钦仰,也是规模最为浩大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在山大期间,他还创作了大量莎评文章,并把莎士比亚引进大学课堂,对于培养莎士比亚研究人才做出了贡献。
“先生”胡适倡导译莎
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主要是由于胡适的倡议。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写道:“胡先生长我十一岁,所以我从未说过‘我的朋友胡适之’,我提起他的时候必称先生,晤面的时候亦必称先生。”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应该是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里面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梁实秋的夫人程季淑与胡适同乡,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梁实秋在《胡适先生二三事》中有一段话:“吾妻季淑是绩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这样介绍我:‘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 1930年9月至1934年8月梁实秋执教国立青岛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其间,在胡适的建议和推动下,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
梁实秋原来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也甚为有限,据梁实秋回忆:“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读过《哈姆雷特》等几个戏,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上过哈佛的吉退之教授的课,他教我们读了《麦克白》与《亨利四世上篇》,同时看过几部莎氏剧的上演。我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仅此而已。翻译莎氏全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1930年,在中基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召开的第六次年会上,设立了编译委员会,并聘请胡适担任该会的主任委员。编译委员会成立后,胡适倡导成立一个“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
1930年8月,胡适应校长杨振声邀请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应宋春舫邀请,住在宋家里,并有幸参观了其藏书楼“褐木庐”,遂提议梁实秋、闻一多译莎。梁实秋曾回忆道:“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buckram(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褐木庐”所藏莎士比亚原版戏剧书籍,也成为梁实秋翻译莎剧的第一手资料。
1931年1月24日,胡适再次来到青岛,开始紧张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并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进行多方面会谈,大致取得了共识。胡适在1931年1月25日的日记里也记载了当时情景:“船到青岛……闻一多、梁实秋来接……谈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事,畅快得很。”第二天:“与一多、实秋谈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事,他们都很热心。”他们连翻译的格式都议论了一番:“大致是决定用散文,但也不妨用韵文试译几种,如‘Tempest’(《暴风雨》)之类。”
初步拟定之后,梁实秋和闻一多着手拟定了译莎翁全集办法,决定由闻一多、粱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君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实际上,此后大家都未能按原计划“译莎”,当年的暑假也未能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年会。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地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从英国购书,建起莎士比亚图书室
梁实秋之所以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方面是对莎剧的酷爱,另一方面认识到确实有必要把它翻译到中国来。对于译莎,他从一开始态度就十分积极。梁实秋当时住在青岛鱼山路7号,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
因为当时国立青岛大学新创办,图书馆里的资料也很少,梁实秋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所以他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1931年3月26日,梁实秋复信胡适,其中写道:“译莎翁事在暑假前必定做出一点成绩,我已去买一批应用的书,现在还没来”。梁实秋还积极与英国一家旧书店建立了联系,经常购备一些平常不易见到的图书,仅《莎士比亚学会论文集》就弄到一大堆,这些印刷品相当陈旧,但内容极具价值。日积月累,图书室就收藏了很多莎翁著作,中文、外文的各种版本都有,且有许多珍藏本,在学术界闻名一时。梁实秋曾说:“我的收藏虽然还很寒酸,比起国内任何大学图书馆都还要壮观些。”山大图书馆也成为当时师生学习、研究莎士比亚的重要窗口。
梁实秋译莎虽不能逐字翻译,至少尽可能逐句翻译,绝不删略原文,同时还尽可能保留莎剧的特点。梁实秋译作的最早读者是他的妻子、女儿。她们读译作都感吃力,妻子程季淑建议改为流畅的中文,弄通俗些。梁说:“不成,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另外梁实秋说:“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他在翻译时不回避,不掩饰,更不删除,还雅以雅,还粗俗以粗俗,坚持“保持莎氏原貌”,以反映当时英国的风土人情。
另外梁实秋在译莎时加注也是一大特点,加注还是胡适的建议。梁实秋说:“开始翻译时,我想不加注解而能使读者明了译文。译了几本之后,胡适先生要求我加注解。我就补加了。所以最初译的四五本注解较少,以后越加越多,前后并不一致。”莎剧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梁实秋抱定“存真”的态度来翻译,力将文化的再现达到最大值。但隔着文化分水岭,他只有借助更多的注释和字句,因而他的翻译中存在大量的欧化长句和注释,这对莎剧的考据和研究大有裨益。
这项开始于国立青岛大学的莎士比亚翻译工作,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都是在1936年5月至11月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期间他译了《仲夏夜梦》,抗战胜利后交商务印书馆,因通货膨胀,没有出版。抗战胜利后,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上篇在台湾的明华书局出版。1967年,梁译《莎士比亚全集》才最终完成出版,这是梁实秋对于中国文化杰出的贡献。
37年夫人程季淑陪伴左右
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是莎译漫漫长途中陪伴他体贴他唯一之人。梁实秋在《槐园梦忆》中写道:“我的莎士比亚翻译在这时候开始,若不是季淑的决断与支持,我是不敢轻易接受这一份工作的。她怕我过劳,一年只许我译两本,我们的如意算盘是一年两本,二十年即可完成,事实上用了我三十多年的工夫!”
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温柔贤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既有新女性的视野和知识,又有传统女性的贤惠与忠诚。贤惠的程季淑将一切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梁实秋过得逍遥自在,很少操心家务事。正如梁文茜所说:“我的母亲是他翻译工作的幕后支持者,她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为父亲安排一个舒适安恬的家,让父亲可以致力于他的工作。”
在梁实秋翻译时长久伏案不知时刻,程季淑不时地喊道:“起来!起来!陪我到院里走走。”她这是让梁实秋休息。每当梁实秋译成一剧,即将手稿交给妻子,程季淑便用纳鞋底用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钉缝成线装书的模样。梁实秋回忆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1967年8月梁实秋完成了37本莎士比亚全部戏剧作品的翻译,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为此,8月6日在台北举行了盛大庆祝会。会上,谢冰莹致词时说:“莎氏全集的翻译之完成,应该一半归功于梁夫人。”世界画刊的社长张自英在画报上刊登程季淑的照片时,也用文字注明说:“大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一半应归功于他的夫人。”
在山大首开莎士比亚课
梁实秋在山大开设了莎士比亚课,他是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最早的学者之一。1932年8月,梁实秋为山大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莎士比亚课,该课程设置为6学分,分两年讲授。据《国立山东大学概览(民国二十四年)》记载:本学程讲述莎士比亚之生平、其时代及当时之剧场。选读剧本包括《哈姆雷特》、《麦克白》、《亨利四世》、《皆大欢喜》、《暴风雨》、《奥赛罗》、《李尔王》、《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朱利叶斯凯撒》、《科利奥兰纳斯》等十二种,每年讲授六种,轮流开班,故学生得连续学习两年,注重其特殊之词义及文法。
梁实秋为什么要开设莎士比亚课?1932年11月,梁实秋在《介绍两种莎士比亚书目》一文中,分析了开设莎士比亚课程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亚在国内的研究现状。他认为,莎士比亚是英国的国家诗人,所以研究英国文学而忽略莎士比亚,简直是探龙颔而遗骊珠。“一般人大概只是习闻莎士比亚的大名而莫测高深。一般大学之英文系学生用心读过莎士比亚作品六种以上者,恐不多见……在大学担任‘莎士比亚’课程的教授,虽不必即是莎士比亚专家,照理总该是对于此道路略窥门径,方能胜任愉快,而是否尽属如此,天知道!各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套以上像样的《莎士比亚全集》的,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讲到研究的工具,比零稍多就是了。”
梁实秋在开设莎士比亚课之初,因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对莎剧已经有了透彻的研究,再加上他搜罗了大量的莎士比亚研究资料,对课程开设所需的教材、各种参考书有充分准备,他选用的教科书为《莎士比亚选集》(克雷格版)。梁实秋的学生王昭建曾回忆说:“他讲课紧凑而从容,质高而量足。有组织有层次、语言精确、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讲授莎士比亚课,全面地讲了莎翁,精讲了他的主要剧作。”1934年6月,外文系首届两名学生蔡文显、丁金相的毕业论文就是以莎士比亚戏剧为选题,并在梁实秋的指导下完成的；他的学生李子骏还在1934年创办的学生季刊《刁斗》上发表了论文《莎士比亚的悲剧之实质》。值得一提的是,受梁实秋的影响,蔡文显后成为英国文学及莎士比亚研究专家。
梁实秋晚年曾在《槐园梦忆》一文中写道:“青岛四年之中我们的家庭是很快乐的。我的莎士比亚翻译在这时候开始。”这项开始于山东大学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工作,在梁实秋全部事业中所占地位太重要了,所以他终生都念兹在兹、始终不能释然于怀。他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不仅历时长、工程大,而且尚有鲜为人知的奇特经历。因此,山大对梁实秋来说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山大是成就他闻名世界的翻译家美名的滥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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