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焦虑与宏大的招魂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一瞥
2016年04月2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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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沫
历史感和现实感,一直是50后作家保持旺盛创造力的重要表现。然而,在持续的长篇小说“喷发”之后,贾平凹似乎也表现出某些“疲软”的态势。他的新作《极花》,以打拐的故事对当下中国社会进行了真诚的探索。他显然意识到50后一代作家在表达现实方面的局限性,就转而以更激进的现实姿态来完成这种表达。但是,这种“真诚探索”是否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值得我们仔细考量。
贾平凹力图通过“打拐”这样一个敏感的现实问题,思考当下中国城乡对立格局的新变化,进而探索人性的复杂关系,应该说,这部小说,比较那些将类似题材道德化的处理方式,无疑很成功,且具有突破意识。这种对城乡关系的思考,被贾平凹放在更大的视野中去分析,尤其是资本对城乡的多向度渗透的思考。贾平凹表达了对乡土传统的批判与留恋的复杂情绪。然而,《极花》的阅读效果,却并非像作家的理性构思那样,赢得大众的普遍欢迎。非常突出的情况在于,历史思维大于形象思维,理性遮盖感性,可读性让位于可写性。文字拉杂、冗长,苍白,缺乏深层次的审美表现力和语言的冲击力。胡蝶的限制性视角的运用,并没有充分起到真实性还原的作用,反而使作品结构变得更为可疑。贾平凹的问题还在于表达意图和表达效果之间产生了不可缝合的裂痕,现实的焦虑没有成为再次成功拥抱现实的案例,反而成了某种宏大概念的招魂。这种语言的问题,其背后则是作家在表达当代中国的宏大愿念与对政治问题的规避有关。离开了乡土审美的贾平凹,似乎有心无力,缺乏以更大的生命激情和厚重思考去拥抱该主题的足够准备以及足够的语言打磨。小说的语言不够准确精致,有些情节的设计,比如,胡蝶回家后又回到圪梁村,也缺乏足够的情感蓄动力及思维推动力。同时,贾平凹在对圪梁村的“文化人类学”式的考察中,融合了往常乡土民俗美学与现实批判,试图在人性复杂维度中展现人物和故事,这无疑是好的,但这种立体多维的考察中,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特别是乡土的溃散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展现。“圪梁村”不是一块飞地,“极花”的壮阳作用,应是当代中国权力与市场结合的绝妙讽刺,可惜的是,作家对此语焉不详,或者说表现得不够。
同时,这也反映了大众阅读审美趣味的转移。一方面,现在的读者分化得厉害,很多青年读者对于文学作品难度的承受力下降,更多关注趣味阅读、轻阅读和浅阅读,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部分读者则是“水涨船高”,不仅水平和能力高,而且世界文学的阅读视野也使得他们以更为挑剔的口味和眼光看待作品。《极花》中依然能看到,贾平凹对时代语境转换的认识不足及其超越性理解不足的问题。他对于传统乡土的迷恋,对于民俗审美的繁复和抽象化隐喻,甚至是以胡蝶为视角不断转换的内心叙事,都存在不够精练、不够精彩、不够有力度的问题。与此同时,长篇小说从内容和文体上,也要适应读者和时代的变化,不能过分追求文化概念、符号化的人物、表述的宏大意识,而是应该更多地以鲜活的细节和鲜活的人物塑造为己任,创作出独特的故事和独特的人物形象。
无论如何,《极花》在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依然是很不错的——这从反面表现出当代文坛在表面繁荣背后,批判精神的萎缩和创新能力的下降。这也反映了文坛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断档”问题。尽管我们对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等老作家的创作抱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但不可否认,目前长篇小说写得最好的,还是一群50后的作家!而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丧失,显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去历史化写作和去现实化的先锋文学的遗留病灶。60后、70后,甚至80后的作家要超越前辈,还必须另开天地,别立新宗,才有其突破的可能性。当然,对于贾平凹这样的著名作家而言,要做一个“挑战极限”的作家,而不是“水平线”的作家,也许是我们对他的更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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